法庭对诉因第45项不予以深究的决定使得人们感到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遭到了轻视。但法庭绝不认为日本人在南京的所作所为系合法。检方通过诉因第55条即“故意并不计后果地无视自己应采取足够措施来确保遵守而不违反战争法的义务”将松井石根和广田弘毅定罪，原因正是他们在阻止南京大屠杀一事上的明显失职。上世纪9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停滞而中国进入高速发展，这一隐患随即爆发，萦绕于中日关系之间。

　　成为公众领域的焦点
　　西方的东京审判研究曾一度进展缓慢，但是在过去20年中有了十分重要的发展

　　“南京大屠杀”成为公众领域的焦点是在1997年。这一年华裔记者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出版。该书很快就占据了媒体头条并吸引了海外的中国读者。但专业的历史学者对该书的评价褒贬不一，他们认为张纯如的感情用事胜过严谨论证，并对她的证据运用提出疑问。不过，在开启公共讨论空间这层意义上，该书的功劳远远超出了此前学者们的工作，而且相关研究也因此而进一步深化，修正了一些我们关于那场惨祸的了解。
　　西方的东京审判研究曾一度进展缓慢，但是在过去20年中有了十分重要的发展。据说最早检验南京大屠杀事件在审判中的角色可能始于1999年出版的一部资料集，那是我为了授课编写的。我那时是第一次将法庭的见解和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英文文献——这些也是法庭审理的重要依据——相互检证。我将这项工作深入做了两年，在《亚洲研究期刊》上发表了文章。这项研究的目的不是仅仅为了回应针对日本否认暴行存在的指控，而是为了减少在中国广泛存在的一种误解，即东京审判未能就南京发生的事件而追究日本领导人。我感觉如若要找到更牢固的论据来回应日本的否认，这个误解需要得到纠正。此后其他学者的研究工作也应相继跟进。
　　这便不得不提《东京审判文集》的作者之一程兆奇。程兆奇早年在上海社科院时便主持了一项关于南京大屠杀在东京审判中的地位的研究。作为一名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学者，在2002年出版了一系列强有力的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论文，包括东京审判是如何审理的。其中最杰出的一篇是直接回击日本右翼对东京审判的指责。日本的辩论家们急切地想要把前辈做过的所有错事都移出历史，程兆奇的反击文章成为了他当年稍晚出版的论文集的首篇。
　　在2011年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出版的论文和纪念文章结集中，程兆奇的工作在其中占据重要位置。本书的章节，包括程兆奇的论文在内，就来自这本结集。在第一部分的七篇学术论文中，程兆奇贡献了4篇：2002年的1篇和2007-2010年间的3篇。一篇关于松井石根大将，一篇关于松井的一名辩护证人，还有一篇文章从翻拍电影　《东京审判》引出广泛的论题，包括解释反人道罪的挑战、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等。第一部分还有中日关系研究学者宋志勇的两篇文章，讨论审判的组织和运作。另一篇合作论文讨论庭审记录中的辩护问题，作者是日本战时占领问题专家张生和日本研究专家翟意安。他们对法庭上关于南京大屠杀一案的宣誓口供和口头辩论进行了仔细阅读，以显示法庭是如何运用与屠杀有关的证词和证据。

　　开启对话是一个起点
　　进入对话有助于破解战后的局面——某种程度上说它仍然影响着当下的中西方关系

　　本书的第二部分收录了两篇参与东京审判的中国当事人的见证文章。一篇是中国法官梅汝璈的回忆文章。其他东京法庭的法官都已有关于审判的重要回忆著作问世，其中引人瞩目的有反对整个判决的印度法官帕尔（Radhabinod　Pal），梅汝璈的文章倾向于一篇概要性的回忆而不是法律分析，但它仍然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介绍了审判运作的中国视角。
　　在梅汝璈的回忆录之前是何勤华的一篇颇有帮助的介绍性文章。何勤华是一名研究中国适用西方法律方面的资深法学家。何勤华叙述了梅汝璈撰写东京审判一书时正值“文革”，抄家之时书稿和笔记一并被收走，殊为可惜。
　　梅法官于1973年去世，未能等到可以将这些文稿取回的时日。不过书中4个章节的内容保存了下来，何勤华也得以据此归纳梅法官的观点和角色。梅汝璈的文章之前还有一篇另一位东京审判当事人，即中国检察官向哲濬的顾问倪征（日奥）的文字。倪征（日奥）为检方关于中国部分的立证工作做出了建设性的贡献，包括适应英美法风格的诉讼程序。
　　本书的标志性贡献在于展现了迄今为止尚未被英语世界的读者所知的中国学者的洞见。中国和西方的学术界各自为营的情况实在太多，尽管我们的中国同行所做的学术工作远远超过我们。随着他们关于日本战争罪行的看法进入我们的视野，我们至少应该意识到：西方的战后观点并非今天中国历史唯一的书写方式。进入对话有助于破解战后的局面——某种程度上说它仍然影响着当下的中西方关系。
　　更进一步地说，对话甚至可能有助于破解中日关系僵局，避免中日双方相互抱怨的零和博弈。可能这对学术工作来说已经要求太多，但对双方而言，开启对话不啻为一个很好的起点。
　　（作者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译者就职于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