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许多才子佳人小说将“欲”升华为“情”，塑造了才、德、貌、情兼具的佳人形象。小说《章台柳》强调情，写柳姬与韩翊真心相爱而结合，柳姬忠于情，为了表示守节的决心，削发为尼。在小说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山水情传》中，旭霞为了爱情拒绝了乡宦的逼婚，而素琼在旭霞生死未卜的情况下，坚守爱情盟约。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女性追求爱情，不仅有貌有才，而且有胆有识。通俗小说对女性的关注、对爱情主题的表现值得注意。对女性的不同态度、对爱情的不同理解和表现也可看出通俗小说的雅俗之别。明清时期文人化的通俗小说尊重个体，重视个人的情感，对女性表示尊重和同情，这被现代研究者认为具有近代意义，特别是从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到清代中叶的《红楼梦》，被认为蕴含着现代情爱意识的萌芽。

      明末士人的尚情之风对才子佳人小说的兴盛也有重要影响。不少士人以情之所钟作为人生的寄托和生活的意义，一旦遇到中意的女子，就全身心投入，追求爱情。冒辟疆与董小宛的爱情故事在当时传为佳话，据说他们第一次见面，没有多少交流，凭直觉就一见而订终身。明末士人在诗文中表达了对两情相得的爱情的珍惜。董小宛在与冒辟疆结婚九年后病死，冒辟疆哭之曰：“吾不知姬死而吾死也。”余怀在《板桥杂记》中记载了他们的爱情故事和董小宛死后冒辟疆的哀痛。

      明末士人的爱情多与**有关，一些**不仅相貌美丽，而且有才华，在情趣上与士人相投，在情感和文学上可以同士人交流，一旦结婚，在婚姻生活中能同士人平等相处。钱谦益和柳如是的婚姻就比较典型。明末士人与**的爱情、婚姻中，有不少是**的自主选择。柳如是就是因为“独心许虞山”，才主动相就。据说董小宛第一次见到冒辟疆，觉得冒辟疆有“神趣”，是自己喜欢的类型，所以决定“委心塌地”于冒辟疆。她用婚爱标准去衡量冒辟疆。明末一些才貌双全的**有更为自觉的择偶意识。明末的话本小说中有不少篇目写女性自主择偶，主动向自己喜欢的男子示好，如根据《戒指儿记》改写的《闲云庵阮三偿冤债》，《二刻拍案惊奇》卷三《权学士权认远乡姑　白孺人白嫁亲生女》，但集中表现男女情爱、写女性自主择偶的小说还是明清之际的才子佳人小说。小说中的佳人按照自己的标准，通过考诗等形式挑选意中人，有的佳人男扮女装外出寻情，这样的描写实际上是明代后期**与士人爱情故事的反映。

      明清之际的才子佳人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明清时期江南的女性文化，这种女性文化甚至影响了《红楼梦》的创作。受社会思潮的影响，明代后期开始，对女性的评价标准发生了变化。叶绍袁提出了与传统“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不同的评价标准：“丈夫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妇人亦有三焉，德也，才与色也。几昭昭乎鼎千古矣。”这个标准特别强调了“才”。即使是“美”的标准，也强调了形神兼备、内外兼修、独具个性，而神采气质来自读书吟咏，仍与“才”有关。鸳湖烟水散人说：“不读书、不谙吟咏，则无温雅之致。”“必也丰神流动，韵致飘扬，备此数者而后谓之美人。”之所以强调女性之才，是因为明清时期，特别是江南地区，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大增，在一些文学世家中，女性的教育受到重视，才女群体得以产生。当时的文人对女性才华的肯定和欣赏，更鼓励很多受过教育的女性从事文学创作。明清时期女性文学作品数量大增，出现了徐灿、贺双卿、沈宜修、叶小鸾等成就较高的女诗人，出现了不少女性诗社。

      （杜堇 《仕女图》卷局部，明，上海博物馆藏。图中三位仕女正在捶丸，旁有二仕女双手抱丸杖而立。）

      明代后期，由于社会环境和社会思潮的变化，女性的生活空间有所拓展，女性意识日渐觉醒。明清之际的才子佳人小说反映了这种变化，这种变化一直影响到清代中期的《红楼梦》等通俗小说。《红楼梦》中的女子不仅美丽，而且有才华，有才干，这些女子被称为“脂粉英雄”。她们的才华首先是诗才。林黛玉诗才冠群，薛宝钗有惊艳之作，史湘云才思敏捷。小说中的女子多次结诗社或集会作诗，先结海棠社，后在螃蟹宴共吟菊花诗，再后来林黛玉重建桃花社，同填柳絮词，另有芦雪庵联句、中秋联句等。这些女子不仅有文才，还有识见，有经世之才，小说用很多篇幅表现了王熙凤和贾探春的理家才干。探春表示，如果她是男子，一定能走出去干一番事业。

      《红楼梦》表现了女性的不幸，小说中的女性多才高而命薄。在太虚幻境中，记录预言这些女子命运的金陵十二钗册子保存在薄命司中，警幻仙姑招待贾宝玉，饮“千红一窟”之茶、“万艳同杯”之酒。林黛玉葬花，吟唱“冷月葬花魂”，都暗寓了女性的悲剧命运。有才华的女性，命运大都是悲剧。“红颜薄命”是传统文学特别是诗词吟咏的重要主题，而明清时期，不少才女才高而命蹇。陈同、谈则均、叶纨纨、叶小鸾等江南才女不幸早夭。林黛玉生于江南、容貌出众、富有才华、追求爱情、不幸早逝，有“江南才女”的特征。她对人生价值的自觉追求，反映了明清时期才女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她的爱情追求和人生观念，体现了叛逆精神。林黛玉的爱情悲剧让人叹惋，她的薄命更有悲剧意味。

      《红楼梦》之前的世情小说《林兰香》就表达了对女性的同情。《林兰香》刻画了才女燕梦卿。燕梦卿是理想的化身，她德、才、貌兼备，而且有胆有识。她为了救父亲，甘愿解除婚约；父亲被赦后，她又遵守婚约，甘为侧室。她默默奉献，无怨无悔。她经常规劝丈夫耿朗，希望他回归正路，成就一番事业。耿朗沉迷酒色，所交非类，燕梦卿直言相劝。燕梦卿对任香儿很好，教她读书，但任香儿却与平彩云一起以谗言诬陷燕梦卿，对此燕梦卿甚为忍耐。她暗中断指为生病的耿朗和药，带病剪发为出征的耿朗编制护身软甲。燕梦卿身上寄寓了作者才华受到压抑的郁愤。耿朗生性多疑，加上任香儿的谗言，燕梦卿逐渐被耿朗疏远。第十五回写燕梦卿治家，第十六、十七、十九回中，燕梦卿劝耿朗谨慎择友，使耿朗免去一场灾祸。耿朗对燕梦卿钦佩之余，又心生怅然，有一种危机感，感慨“妇人最忌有才有名”，他对燕梦卿由嫉妒而猜疑，加上任香儿等人的诋毁中伤，终于与燕梦卿反目，燕梦卿失去了实现人生理想的平台。燕梦卿身上有明清之际士人的影子，明清易代的动荡背景下，士人怀才不遇的失意、人生空幻的感悟，融汇为一种失落、迷惘和伤感。

      《红楼梦》中的女性大多具有主体意识和反思精神，但是身处大观园之中的她们，仍然没办法摆脱命运的捉弄。而《红楼梦》之后的《镜花缘》则超越了才子佳人模式，将女性置于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加以观照，她们努力摆脱男性附庸地位，获得与男性同样的实现自我价值的权利。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红楼梦》在社会上广为传播，李汝珍创作的《镜花缘》受《红楼梦》的影响非常明显。“镜花缘”取“水月镜花”之意，蕴意理想幻灭，与《红楼梦》中“红楼一梦”之叹相通。《红楼梦》中，太虚幻境中的众女子下凡历劫，《镜花缘》中，小蓬莱百花仙子也历劫下凡。《红楼梦》中，贾宝玉在太虚幻境中看到了预言众女子命运的册子； 《镜花缘》中，唐小山和阴若花在镜花岭泣红亭中的白玉碑上看到了众才女的名字。《红楼梦》中众女子在大观园中结社赋诗、猜谜行令、展示才情； 《镜花缘》中，殿试高中的才女在卞园中游赏娱乐，展示了各种才学技艺。

（刘姥姥进大观园）

      不过《镜花缘》中塑造的女性形象与《红楼梦》有所不同。《红楼梦》主要写贵族小姐，她们和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佳人一样，才华主要体现在自我消遣、陶冶情操的诗词写作上，没有实用的技艺和能力，这也是她们依附于家庭、无力应对环境、对命运更显脆弱无力的原因。面对社会、家庭对她们的人生命运的安排，即使不愿接受，也无力反抗，最后只能以悲剧收场。元春贵为皇妃，实则失去自由，郁郁寡欢，病死宫中。迎春出嫁后被“中山狼”孙绍祖折磨而死。探春被迫离开父母、家园，远嫁他乡。惜春出家为尼，独伴青灯古佛。黛玉泪尽而逝。宝钗接受家长安排的婚姻，金玉良缘成为一场春梦。千红一哭，万艳同悲。

      《镜花缘》中的女子精通经史，长于诗赋，她们参加专门为女子而开设的科举考试，百位才女全被录取，皇帝为她们设红文宴。她们以才学改变了自己的地位。《镜花缘》中的女子还多才多艺，精通有实用价值的专门性学问。黎红薇、卢紫萱、唐小山、阴若花博通经史，米兰芬精通数学、物理学等。林书香、谢文锦擅长书法，苏亚兰射艺出众，孟云芝通六壬之术。《红楼梦》中的女性有貌有才，有强烈的人格意识和自我尊严，但她们的命运仍然是悲剧。《镜花缘》中的女性形象则有所不同。作者在小说中表达了对女性的关注，倡导女性解放，强调女性的平等权利，具体来说就是禁止缠足、废除纳妾制度等，更重要的是女性的受教育权。受教育的女性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可以进入仕途，参政议政。小说写黑齿国普及女子教育，十年举行一次女试。武则天也创设女试制度，女性中式者可以免除徭役，入宫担任女官，享受俸禄，父母和夫家都得到赏赐。女性得以自立，也就不会有《红楼梦》中女性那样的悲剧，她们受到尊敬，社会地位得以提高。小说甚至涉及女子的参政问题。在京城参加女科考试之后，阴若花回到女儿国，成为太子，黎红薇、卢紫萱、枝兰音三人表示，待阴若花登基后，她们要辅佐她，制定礼乐，兴利除弊，举贤才，去奸佞，使阴若花成为一代贤君，而她们也将成为女名臣，史册流芳。这是女子参政的宣言。但是，作者仍受传统伦理的影响，强调女德女教，宣扬女子的节孝。

      相比之下，与《镜花缘》同一时期的章回小说《岭南逸史》中的女性形象更有特色。《岭南逸史》中的女子集佳人与英雄于一身。《岭南逸史》分为上下两部分，分别以黄逢玉访亲和张贵儿寻夫为线，串联起一系列人物和故事。上半部分由黄逢玉引出张贵儿、李小环、梅映雪；下半部分由张贵儿引出谢金莲。小说用很多笔墨描写张贵儿。张贵儿由父母做主许配给黄家，与黄逢玉订了婚。强盗夜袭，在混乱中张贵儿与父母失散，她扮成男子逃亡，暂住黄家，图谋复仇。张贵儿非常明礼。第十八回中，与双亲失散、寄住在黄家的张贵儿，对公婆非常孝敬，为了不让公婆担心，只在夜晚偷偷哭泣。后来张贵儿女扮男装，外出寻找黄逢玉。她在寻夫途中陷入贼窟，镇定自若，侃侃而谈，显示了渊博的学识，贼寇首领蓝能对张贵儿非常佩服，将张贵儿招为女婿。张贵儿又用计谋帮助蓝能除掉了对手，赢得了蓝能的信任。张贵儿怂恿蓝能称王，目的是引起朝廷注意，朝廷会派兵围剿。张贵儿又使用计策令盗贼自相残杀。黄逢玉率军征剿，被蓝能封为军师、总督兵马的张贵儿与黄逢玉里应外合，蓝能等贼寇最后被剿灭。

      李小环是瑶王之女，她不仅容貌秀美，而且才学出众，精通韬略，武艺高强。她曾率三百女兵杀入二十万敌军之中，如入无人之境。她在战场上枪挑敌军大将，大败敌军。父亲死后她被推举为瑶王，治军有方，为政有术。她归顺朝廷后被封为金花公主，嫁给了黄逢玉，非常贤淑。她对丈夫充满深情，忠于婚姻，得知丈夫被困，率领大军前去营救，误认为丈夫被害，因为思念而形销骨立。梅映雪前来请罪，李小环得知丈夫未死，与梅映雪冰释前嫌，一起率军营救黄逢玉；救出黄逢玉后，她又助他建功立业。

      梅映雪为天马山瑶王梅英之姊，她武功超绝，敢爱敢恨。她听军师说自己与黄逢玉有姻缘，便倾心于黄逢玉。得知黄逢玉牵挂旧情人，心生妒忌，为了使黄逢玉死心塌地住下，施用计谋要除掉李小环，与李小环在东山大战。黄逢玉听说李小环战死，决意跳崖自杀，梅映雪大惊，赶到山后抱住黄逢玉认罪。黄逢玉逃跑后，梅映雪痛苦不已。梅英劝梅映雪不要为此烦恼痛苦，可以另择佳婿，梅映雪勃然大怒，表示黄逢玉如果不回来，她就终身不嫁，对爱情异常坚贞。她立誓寻找爱人，寻找机会下山，不畏危险困难，千里寻爱，她得知黄逢玉被陷害的消息后，立马返回山寨，带兵攻打省城。

      谢金莲是强盗蓝能的养女，她长于贼窝之中却能洁身自好，富有同情心，她想尽办法减少强盗对百姓的祸害。缩巡抚率军进攻蓝能，大败而逃，谢金莲担心追兵流毒百姓，让张贵儿火速召回军队。谢金莲的母亲邓氏在她十四岁时告诉了她真相，原来蓝能杀死了谢家全家，霸占了邓氏。邓氏嘱咐谢金莲为谢家报仇，自己绝食而死。谢金莲在贼窝里隐忍了两年，等张贵儿上山之后，与张贵儿联手，制定复仇大计，除掉了蓝能。

      《岭南逸史》中的四位女主人公都貌比天仙，令男主人公黄逢玉心旌摇荡。更主要的是，她们都有才，张贵儿、李小环、谢金莲诗才出众，梅映雪一开始不识字，后来很快学会了识字和写诗，第二十八回记了她写的《唐王岩》《棋盘石》两首诗。石禅师对张贵儿、梅映雪几个女子的诗才大为欣赏，称赞她们的诗可与唐代柳宗元的诗媲美，并准备将她们的诗刻在石上，为名山增光。她们不仅有文才，还有武功和韬略，李小环、谢金莲更能统帅军队。她们都重感情，深爱黄逢玉。

      《岭南逸史》中的四位女主人公张贵儿、李小环、梅映雪和谢金莲与以前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完全不同。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赞美女性，《红楼梦》中的女性多为贵族家庭的小姐，不会武功不懂韬略，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岭南逸史》中的女主人公不仅貌美、有才、重情，还有英雄豪杰的本领，她们武艺高强，有侠义情怀，是佳人和英雄的结合。西园老人在《岭南逸史》序中称这部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抑亦新之至”。《岭南逸史》塑造的女性形象在清代中期文人创作的通俗小说中具有代表性。

      清代中期文人独立创作的通俗小说中，女性形象和文人主人公相互辉映。吕熊的《女仙外史》中描写了以唐赛儿为领袖的女性群体。唐赛儿文武双全，她招兵买马，以褒忠殛叛、恢复正统为己任。以她为中心汇聚了众多女性。小说描写了这些女子的才干。小说还虚构了一个以女性为主的魔教，魔教教主刹魔公主蔑视优柔寡断、依附男人的女子，不喜欢表现男女缠绵悱恻情爱的传奇剧《牡丹亭》。这部小说以神怪形式，营造了一个女性世界，表达了对女性的崇敬。小说中的军师吕律认为唐赛儿的志向和识见远胜男子，他甘愿为之驱驰。这种对女性的尊崇，在文人创作的各种类型的通俗小说中都有表现。《红楼梦》开篇即说明小说写作目的是“使闺阁昭传”。作者认为女子的行止见识都超过他。小说中的贾宝玉称“女人是水做的骨肉”。大观园中的女子都很纯洁，有着青春美，不受世俗污染，而且富有才华。模仿《红楼梦》的《镜花缘》极力赞美女性的才华，小说中泣红亭主人穷探野史而有所见，担心所见所闻湮没无闻，特别是“哀群芳之不传”，于是作百花碑记以志之。作者借泣红亭主人点明小说创作目的。

      受文人小说影响，清代中后期，即使是在以男性为主角的历史演义中，也出现了一些巾帼英雄，女性形象也更为丰富。清代出现了一系列演绎隋唐历史的长篇小说，可称为“说唐”系列小说，其中，成书于乾隆年间的《说唐演义全传》较有代表性。这部小说主要写薛丁山之子薛刚与众英雄反对武则天的故事，塑造了众多人物形象，其中的女性形象尤值得注意。这些女性形象可大致分为三类：纪鸾英等武艺高强的巾帼英雄；胡凤娇等忠于爱情婚姻的女性；武则天等淫乱女性。前两类女性形象有新的特点，体现了作者宣扬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肯定女性的能力，强调对爱情的忠诚专一。

      文人小说对女性的赞美，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有关。明代很多学者对传统的性别观念提出质疑，如归有光指责贞妇观念，王文禄反对男尊女卑，李贽宣称：“有好女子便立家，何必男儿。”张履祥认为女子值得同情和尊重。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借李香君表达了男子不如女子的思想。对女性才华的强调，还与明末至清中叶的才女现象有关，如前所述，当时出现了很多女诗人，为女子出版诗文集成为一时风尚。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社会风气，但才子佳人小说中所描写的才女形象有较多的虚构成分。清代中期文人小说中的女英雄和女才子更倾向于一种理念的表达。

      清中叶文人创作的通俗小说中，与女性形象变化相连的是爱情描写的变化。这些小说特别强调爱情婚姻。小说中的文人主人公将寻找佳偶作为人生重要目标。《蝴蝶缘》中的蒋青岩、张澄江、顾跃仙为了寻找佳偶远游东浙。《终须梦》中的康梦鹤发誓，即使走遍天下，也要找到合意的佳人。《梦中缘》中的吴瑞生为了寻找佳丽，离家远游。

      《飞花艳想》中的柳友梅将寻找佳偶置于求取功名之上，认为佳偶比功名重要，也比功名更难得到，君臣、朋友遇合可以随缘，佳偶必须主动寻找，如找不到，他“便死也不甘心”。与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不同，清代中叶文人创作的小说将爱情置于功名之上，小说中的士子即使参加了科举考试，也是为了姻缘。《凤凰池》中，云剑劝水伊人参加科举考试，获取功名，因为“功名乃婚姻关头”。正因为本无意于功名，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大都选择了功成身退。《梦中缘》中的吴瑞生急流勇退。《飞花艳想》中的柳友梅表示，他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功名，所以他虽获得了功名，在找到佳偶之后就对仕途失去了兴趣。《水石缘》中，男主人公石莲峰的朋友松涛、云影认为，读书人不应执著于功名，人生得志就“为栋为梁”，否则就去“寻丘问壑”，只要不负所学也就可以了。石莲峰参与平乱而立功，但他拒绝了荐举，后来考中了状元，却不愿为官，毅然退隐江湖。3这种对情爱的重视和对功名的淡泊实际上反映了清代中期文人的人生境遇。清代普通读书人获取功名的机会渺茫。这些小说中所描写的对功名的淡漠，实际上是面对科场严酷现实的无奈心酸和自我排遣，轻视功名，渲染爱情，实际上转移情感，在功名难得、功业难成的情况下，需要寻找精神寄托，这体现了士人的矛盾心态，正是这种矛盾使小说中的爱情描写有文人色彩，与现实中的情爱婚姻有很大不同。在这些小说中，男主人公以才华自矜，才华被认为是爱情婚姻中最为重要的因素，被反复强调。小说中的佳人也有出众的才华和能力，所以才能赏识潦倒落魄的才子的才华。

      在不少小说中，女才子或女英雄帮助文人主人公建立了不世功业。在清代中期文人创作的通俗小说中，文人主人公对自己的才华和能力充满了自信，也正是这种自信，支持文人主人公经受了各种考验，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

      清代中期的文人小说家的人生境遇远没有他们笔下主人公那么理想。《女仙外史》的作者吕熊才华横溢，而卒无所遇。《野叟曝言》的作者夏敬渠博学多才，胸怀远大，却“郁郁不得志”。《绿野仙踪》的作者李百川为生活奔波，“风尘南北”。《岭南逸史》的作者黄耐庵科场失意，半生潦倒。《雪月梅传》的作者陈朗沦落不偶，游幕为生。在文人失志的时代，小说家将目光转向女性，从女性中寻找知己；他们对爱情、婚姻和家庭表示前所未有的关注，爱情可以成为精神寄托，家庭和田园一样，是身和心的退隐之所。清代中期的文人小说中，男主人公最后选择了退隐田园。很多小说写园林，园林是家园的转化，如《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就是作者的心灵憩园。向情爱中寻找精神寄托，也与明清时期的思想解放潮流有关。清中叶的文人小说中分辨情与欲，对纵欲提出告诫。丁秉仁在《瑶华传》的自序中说，他写这部小说是为唤醒沉沦欲海不能自拔的子弟。在《红楼梦》中，情被警幻仙子称为“意淫”，而与意淫相对的是皮肤滥淫，也就是肉欲。文人小说辨别情和欲，渲染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真情、纯情，是为了强调知己，强调慧眼识英雄的知遇之感。比较典型的是常被归为艳情小说的《姑妄言》，这部小说用很多笔墨写情欲的放纵，甚至写了各种变态的欲望，但在淫欲横流的小说世界中，作者特意描写了书生钟情和瞽妓钱贵的爱情，他们的爱情建立在相知的基础上，对爱情的忠贞与知遇之感紧密相连。钟情和钱贵的爱情描写中蕴含的文人理念和情怀，使这部小说与其他艳情小说有很大差别。以情为寄、以情为隐是清中叶通俗小说中文人化爱情的鲜明特点。对女子的颂扬、对情爱的关注中，蕴涵着文人的自怜、自恋，小说中的爱情实际上是自我的寄托。在女性和爱情的慰藉中，文人才有足够的勇气走过遭受厄运的时代。但纸上事业终是梦幻，小说中女性的结局令人叹惋： 《女仙外史》中唐赛儿因无力回天而离世，《瑶华传》中瑶华离弃红尘而修道，《红楼梦》中众女子风流云散，《镜花缘》中的才女死于兵难。所谓“千红一窟”“万艳同杯”，所谓“泣红亭”，都表达了作者对女子命运的深沉哀挽，而就在这哀挽中蕴含了士人对自我命运的体认。

      通俗小说重在讲故事，与抒情文学有所不同，不过即使在市井说话，对人物故事的评价中也带有某种情感倾向性。有较高文学修养的文人参与通俗小说写作，逐渐融入个人情感，给通俗小说带来了新的东西—抒情。诗歌与小说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诗歌在中国古代文学中长期占有正统地位，对其他文体产生了渗透和影响。文人将诗骚传统引入通俗小说，借用比兴等手法，突出情志，使通俗小说有了强烈的表现意味和感情色彩。像《红楼梦》这样强调抒情性的小说被称为诗化小说或抒情小说。由于作者强烈感情的介入，《红楼梦》才会感染读者。早在明清之际，通俗小说即已出现抒情或诗化倾向。清代中期，通俗小说创作发生了明显变化，很多文人参与通俗小说创作，通俗小说成为文人个性抒发的工具。文人创作的通俗小说多有或浓或淡的感伤色彩，越到后来，这种感伤色彩越突出，感伤的性质也有所变化，由早期的历史感悟、人性悲剧，转变为后期的理想主义的幻灭、壮志难酬的悲慨。小说情感由激情到幻灭的转变，展现了文人作家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