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宣扬:他见证过那一代几乎所有哲学大师

文汇报记者 李念

本文转自“文汇讲堂”微信平台

文/文汇报记者 李念


12月17日凌晨,78岁的高宣扬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无法言说的激情与语言在他内心流动翻腾,他仿佛又回到了1978年3月,那年他从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助理研究员的岗位上以“归侨探亲”名义获批转道香港去法国读博士,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和三联书店联合请他撰写《存在主义概说》一书,不知哪里来的神奇力量,本来还有肝炎后遗症的他每天写作13小时,英、德、法数种语言交汇在脑海里,他下笔泉涌……三个月200页新书写完。


这次,那种澎湃的心情重新停驻在体内,这一天下午,是高宣扬新书发布会,《存在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导引》两书在11月1日由上海交大出版社出版,这是出版社计划出版的 “高宣扬文集10卷本”的第一批。这几天,他的脑海里一页页地翻出往昔岁月,北大哲学系的35名教授,法德英美的教授们,一一向他走来,他的记忆和语言又燃烧起来。


中午,责编刘旭请他喝了一碗粥,以平复这位上海交大欧洲高等文化研究院院长的心情。


《存在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导引》两书在11月1日由上海交大出版社出版,这是出版社计划出版的 “高宣扬文集10卷本”的第一批


《存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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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高宣扬

89.00元

9787313157096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存在主义思潮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在欧洲大地上广为传播、影响深远——作为对两次世界大战和“上帝隐退”等对人存在本身造成极大冲击的事件而做出反应的哲学思潮,当然也发端于西方哲学传统的最深层,存在主义直面 “存在的危机”,探讨了诸如焦虑、死亡、烦、人的无个性以及对上帝之死的体验等问题——这些与西方传统哲学显得并不那么相称的问题,但确实是与生活于苦难与忧虑不断侵蚀存在的时代中的人们紧密相关的人生课题。这些问题经由克尔凯郭尔、尼采、胡塞尔、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加布里埃尔·马塞尔、加缪、萨特等哲学家的思索与回应之后,汇聚成了存在主义思潮。高宣扬教授的该本专著对存在主义思潮进行了细致的整理分析,并将此书题献给他的先师——为存在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付出艰苦努力的熊伟先生。


《新马克思主义导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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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高宣扬

79.00元

9787313159656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解,其不同于我们日常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指自20世纪初以来,尝试重新检讨或反思马克思古典理念,使马克思主义并不只限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形态,而是成为全体进步人类实现社会正义化、合理化和自由化的指导理论,这股思潮已经渗透到社会和文化生活之中。本书主要以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为发展脉络,介绍了自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先驱——卢森堡、卢卡奇、科尔施等思想家以来的基本内容及其实际影响,并针对该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的生平简历、思想学说作一全面性的论述。


下午,在名为《哲学流浪六十年》的沙龙会上,和高宣扬对话的同济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张生教授,不时让自己的法国哲学老师坐下来静一静。张生介绍,2007年38岁的自己调入同济大学中文系执教,同时去听高宣扬上法国哲学课,课堂上高宣扬带学生一句句诵读福柯、德里达原著,他笑称“存在主义是高老师送给大家的礼物”,而对话中,高宣扬数次提及感恩之心,提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需要存在主义思想,让所有人瞬间感受到一种幸运,因拥有六十年的中外哲学流浪的经历,并活生生与大家“并在”用语言生动描述,就是一个最好的思想和精神礼物——高宣扬 “把自己当作礼物送给了所有学人,送给了这个时代。”


在《哲学流浪六十年》的沙龙会上,高宣扬(左)与同济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张生教授对话


六十年的哲学流浪:“中间人”和见证者、承继者


高宣扬的学术经历有些特别,或是因为他的华侨身份,60年的哲学生涯,不同于国内学者。


对于1957年至1978年在北大和中国社科院的学习和工作,高宣扬自称是22年的“中间过渡阶段”;而1978年至2004年在法国定居的26年,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徐卫翔称其为“见证、观察、参与”最前沿的法德后现代主义哲学演进的阶段。在中国哲人中,除了北大哲学系教授、著名的逻辑实证主义专家洪谦见证了“维也纳学派”的发展外,几乎无人有如此历史机遇能见证西方哲学的演进;2002年归国后辗转北京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国内高等学府,则是厚积薄发,在中西视野中聚焦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也将自己多年的积累逐步整理出版。


1957年6月,沈阳二中毕业生高宣扬以满分成绩拿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录取通知书,他兴奋至极,7月即整理行李来到了北大校园,“我就在燕园里逛,打听老师的住所。”一二三年级时,系里35名教授他一一拜访完毕。由于1952年的院系调整,全国高校的哲学系骨干均云集北大便于“思想改造”,高宣扬向“热烈与冷静”沙龙的学子们回忆自己的幸运:9月开学典礼第一天,在哲学系的101阶梯教室,高宣扬和70多位同学,等候着教授们一一入座。那是何等的阵容,高宣扬曾撰文描绘:系主任郑昕介绍中,中国哲学史权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家张岱年、任继愈、黄子通、朱伯崑;黑格尔哲学专家贺麟、张世英;康德哲学专家齐良骥;希腊哲学专家任华、汪子嵩、方书春;新儒家代表熊十力、马一浮(在编不在岗)、佛学权威汤用彤、汤一介;逻辑实证主义专家洪谦;西方哲学史料学家王太庆;西方伦理史学家周辅成;存在主义专家熊伟;莱布尼茨专家陈修斋;西方美学家朱光潜;美学家宗白华;日本哲学史家朱谦之;形式逻辑专家李世繁、数理逻辑专家王宪均,等等,一一在新生面前亮相。


新儒家代表熊十力(左)、马一浮(右),高宣扬介绍,两人在编不在岗


黑格尔专家贺麟(左)、佛学专家汤用彤(右)


“我要感恩这么多国内外老师给我的教诲,我的整个灵魂就是他们所塑造。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很需要去复习、纪念、领会他们,把100多年来的研究国内外文化精华的精神继承下来。”


高宣扬尤其要感谢的是熊伟、郑昕、洪谦、冯友兰四位自己曾亲炙过的前辈,而“文革期间和冯友兰等的交往也让他难以忘怀。在9年本科和研究生后,高宣扬被分配到中国社科院,在佛教史专家任继愈先生领导下研究世界宗教。但“文革不久,他便被隔离审查。“正是那个时候,让我有时间静静地阅读了马克思的三卷本《资本论》,也积累了西方存在主义的许多资料。”


而1978年转道香港前往巴黎就读博士后,他先后在巴黎一大和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学习和工作,当时,西方学术界最前沿的争论和转向正在发生,有关主体性的,有关结构主义的,等等。高宣扬跟随着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保罗·利科(Paul Ricoeur)、比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学习,在德国他和德国哲学协会主席赫伯特·施奈德尔巴赫(Herbert Schnädelbach)探讨,在法国,与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主任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法国哲学协会主席雅克·董特(Jacques D’Hondt)等讨论最新的学术,法国著名的马克思思想研究专家乔治·拉毕卡(Georges Labica)教授邀请他共同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


高宣扬与乔治·拉毕卡(1990年,巴黎第十大学)


与法国哲学会会长雅克·董特访问笛卡尔故居


此后,他定居法国,并在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法德英三国之间辗转。不变的是对哲学的专研和积累。他帮助熊伟在台湾出版了《现象学思潮研究文集》,留下了宝贵的研究成果,成为了学术成果的传递者,而他也先后写出了《哲学人类学》等20余本著作。


2002年,高宣扬归国再寻生命的创新。先受聘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系任客座教授。2004年起,先是同济大学,2010年起受聘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和讲席教授,在哲学和欧洲文化研究领域从事研究。



熊伟、郑昕、洪谦:教我学外语、读原著、做学术



1957年至1962年,高宣扬在北大哲学系读了5年本科,随后,继续跟随郑昕攻读西方哲学史研究生,主攻康德,直到1962年分配至中国社科院。期间,他深深受惠于熊伟、郑昕和洪谦,这三位都是在1920年代之后前往西方留学,深得西方存在主义、康德哲学、逻辑实证主义精髓。在新书沙龙上,随着和张生对话的展开,北大哲学前辈会通中西、深味原典、个性鲜明的人格魅力栩栩如生地展现。


熊伟的课上,以希特勒为例生动解释海德格尔的“在”


大三时,高宣扬要选修熊伟的“存在主义”课程。熊伟1933年毕业于北大哲学系,1933年至1936年在德国弗莱堡大学受教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后又至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边教学便读博士。1941年回国在中央大学和同济大学执教,1952年进入北京大学。


作为中国传播介绍存在主义哲学的第一人,熊伟也深受海德格尔上课风格的熏陶,不在于知识的灌输,而是以诗一般的风格,启人“思”启人“说”,力图引导学生“走向事物本身”。“先有‘在’,后有‘在者’”,是高宣扬记忆中熊伟不断强调之言。张生记得熊伟对海德格尔的“亲在之敞亮”的翻译,“熊伟一直强调要在原典的环境中去理解语义。”熊伟告诉高宣扬,哲学道理固然不同于一般的语言论述,但有时直接与人的存在密切相关,把握哲学的真正窍门在于从自身的“亲在”体验入手。


高宣扬还记得熊伟讲述的海德格尔对“在”这个现象学名词的生动解释。在希特勒统治时期,希特勒曾访问意大利试图与墨索里尼结盟。好事者便提议将希特勒乘坐的飞机送进博物馆保存。海德格尔说,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不是希特勒乘坐的那架飞机,而是元首的“飞”,“飞”就是“在”,飞机只是一个“在者”。


高宣扬回忆,熊伟讲存在主义,不仅讲海德格尔,也讲法国的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等人。1978年,得知高宣扬前往法国留学,他立即叮嘱,1976年5月,海德格尔去世后,西方正在对他的思想进行新的评估,出现了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此时是哲学思想创见之刻。应当搜集更多的新动态。


高宣扬与熊伟先生欢谈“此在”


在郑昕家里,一句句跟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


1962年,高宣扬考取了郑昕的研究生,他前往府上拜见。郑昕南开大学肄业后,1927年,22岁的他前往德国柏林大学、耶拿大学求学,在布鲁诺·鲍赫教授指导下专攻康德哲学。1932年秋回国任北大教授。郑昕的第一句话就是:会德语吗?不会?马上去外语系学,我给冯至打电话。高宣扬13岁跟随教师父母从南洋回到祖国,在沈阳二中完成了5年中学学习,那里,他初通俄语,因此,考入北大后,他立刻进入第二语言——英语的学习。郑昕的一句话,他在德语系选修了整整两年德语,此后因为研究法国哲学,又修了法语课。五种语言极为娴熟,张生回忆,2007年自己第一次拜见高宣扬时,他说着很快的英语,让他诧异的是高宣扬的对话速度却是很慢,“事后,我才知道,高老师是在选择一种最合适的语言来表达某个哲学语汇。”


高宣扬请教郑昕自己该读哪本书?“读康德的原著《纯粹理性的批判》。”“那时,我上午学德语,下午就是读《纯粹理性的批判》,序言就看了一个学期。”因为读得慢,高宣扬又去请教如何加快速度,郑昕便让他参考康德的另一本通俗语言写就的小册子,大小如今天的口袋书,原版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高宣扬如获至宝。郑昕又和他说,要学好就要一句句读原著。你每周来三个下午吧。于是,高宣扬便每周三个下午在郑昕家里读原著。在郑昕家里,高宣扬常能遇到前来串门的洪谦。“两人便用德语对话和争论,意在让我听懂。”郑昕常和高宣扬说,一种语言就是一种思维方式。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郑昕


1982年,和洪谦在牛津三一学院散步谈维特根斯坦


洪谦是著名的维也纳学派的中国代表,作为著名的逻辑实证主义专家,洪谦给高宣扬的指导一直延续到他1978年出国之后。1927年,经梁启超推荐,18岁的洪谦前往德国先后留学柏林和耶拿。在柏林学习物理、数学和哲学期间,受莱辛巴赫的鼓励,1928年,他去维也纳追随石里克,石里克(Friedrich Albert Moritz Schlick)又指导他要去听卡尔普(Paul Rudolf Carnap)的数理逻辑课;1945年,洪谦前往牛津大学,师从维特根斯坦学习,当时正是维特根斯坦的鼎盛时期,受惠颇多。1978年出国前,洪谦在新侨饭店为高宣扬送行,他叮嘱高宣扬出国后要深入钻研一两个问题,即便不研究科学哲学,也不能忽视自然科学的理论成果及其方法论对于哲学产生的深刻影响,他还推荐了自己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费格尔(Herbert Feigl,1902-1988),这是他在维也纳的同学,是当时美国分析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洪谦老师在本科时就鼓励我考研究生,他家里挂着康德和休谟的画像。”2009年,高宣扬在洪谦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曾回忆,1982年洪谦第二次重返牛津大学三一学院时,两人在寂静的院子里散步深谈的情境:院内春意盎然、花木盛开,院外车水马龙、人流不息,洪谦和弟子描述了自己半个世纪从维也纳到牛津走过的道路,谈到与石里克、卡尔纳普、魏斯曼、艾耶尔和维特根斯坦的关系,“我那时深刻地感受到了前辈学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