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电影编剧的秘密》书摘


●芦苇: 哎,提起《白鹿原》感慨无限,不由地脱口而出,“落花流水春去也,白鹿原上。”《白鹿原》小说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问世的,出版不久吴天明就寻上门来找我做电影编剧。当时《白鹿原》的电影改编版权在一个叫罗新的人手里,他也来找过我做编剧。他们都说,这个编剧你来做最合适。吴天明、陈忠实和我为这个事儿碰过很多次头,吃过好几顿饭,聚首密议。我干电影这么多年,有陕西乡土情结——跟吴天明、张艺谋都说过,我们吃秦川的粮、喝秦川的水,秦川养育我们长大,一辈子都靠着关中乡土活命呢,拍一部陕西关中的电影是理应尽责的事情呀。虽然《老井》拍得很好,但说的是山西的事儿。这是一种血浓于水的情感,拍摄《白鹿原》义不容辞情不容辞。但事情一直就这么吊着。有关方面说不能拍,这个事儿就撂那儿没人管了。大概在2002 年、2003年的时候,西影厂又把《白鹿原》的电影版权买到了。厂领导找我来,说把这个重任委托给你了。我是2003 年正式开始工作的,到了2007 年总共是七易其稿,期间走笔不停地一直在写它。
○王天兵: 我看了两稿——第三稿和第五稿。
●芦苇: 但是到今天为止,这个电影还是无法拍。心中遗憾虽难以言诉的,好歹也习惯了,这十来年我写了这么多东西,真正拍出来的只有一部《图雅的婚事》,别的剧本要么流产了,要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只能束之高阁。

 

○王天兵: 你先谈谈小说《白鹿原》吧。
●芦苇: 写陕西乡土的小说过去有一部《创业史》,下面就是《白鹿原》了。写《白鹿原》的时候,我把《创业史》重新又看了,为了勾起对乡土的记忆,熟悉它的语言、熟悉它的人物状态、熟悉人物的精神面貌。《创业史》的作者柳青是陕西作家里很有才华的老前辈,文字很地道,但是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创作思路局限太大,难以冲破时代的牢篱。迄今为止,《白鹿原》是我看到的关于陕西乡土历史写得最好的一部小说。
  若纯论小说技巧,还有很多可商榷之处,小说结构、人物定位、人物与情节的铺展及转折,都有可以讨论的余地,但小说最重要的不是技巧。陈忠实无可取代的是他对陕西乡土历史的浓烈热爱与真实的表达。别的陕西作家都没有做到他的水准。
  中国自古以来实际上是一个乡土国家,但是乡土小说和有关乡土的记忆太少了,这是个悖论。我们没有写《静静的顿河》的肖洛霍夫,没有写《鱼王》的阿斯塔菲耶夫,没有福克纳这样的美国乡土作家,也没有哈代这样的英国乡土作家,这是中国文学巨大的缺失。
  所以,陈忠实的《白鹿原》尤其难能可贵,他真实准确地记录了乡土历史的精神变迁,饱含文史价值,那些被遗忘的历史场景、历史人物和历史生活重新在他的小说中浮现出来。这是陈忠实不可取代的一个功绩。他将农民把握得很到位,鹿三、白嘉轩、鹿子霖写得真是活灵活现,但他没有充分把握住新旧交替时代里知识分子的真实心态,比如说朱先生这个人,就比较单薄,但主要人物的心理他写得真实而信服,这就可以了。中国的乡土小说就目前来看,
  这部小说仍是代表作之一。柳青的社会观在常识性判断上是有时代局限的,中国的农村政策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轮回变化,我不知道他的《创业史》拿到今天应该怎么写?尤其是政府又给了农民一些土地的权利之后。柳青的人物刻画和心理描写很出色,《创业史》那么一部书,只有第一章,也就是解放前那部分写得真是叫好。迄今为止,包括《白鹿原》在内,都难达到他第一章的文字水准。他从民国十八年,那就是1929 年陕西著名的大旱灾写起,写到很多难民跑到长安县黄堡那边去,就这一段文字水准不比《静静的顿河》差,但是再看下去就完了。可见他纵使有才,但是没有肖洛霍夫的识见。他对社会学的解释犯了常识性错误,但这不是他的错误,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共识性错误,所以也不能苛求柳青。
  陈忠实写《白鹿原》的时候,他已经拥有相对的自由和明确的判断了,他还有着比柳青更扎实的农村生活经验,他是农村基层干部出身,这段经历成就了他。一个作家能真正了解农民并以农民立场来回顾乡土,这是前不见古人的。现在漫说九零后、八零后,就是七零后,有谁真正了解农村?这也是个悖论,一个农业文明的古老大国,但是鲜有能表叙乡土农人的作家与文学,更遑论电影。这是数典忘祖自断血脉。

 

○王天兵: 面对《白鹿原》小说,你是怎样考虑改编问题的?
●芦苇: 改编《白鹿原》的意义是拒绝遗忘。我想把它改编成一部有分量的电影。若从内容上说,《白鹿原》不是好的电影素材——人物众多、故事繁杂、年代跨了半个世纪。我要把它写成一部传统意义上的正剧,当然是自讨苦吃。若要写正剧,就得按照正剧的结构来,会给自己徒增难度,需要极强的戏剧结构能力、表现能力和一种突变能力,对自己的剧作能力无疑是个熔炼过程。我曾暗自鼓励,如果我要写不好,陕西的饭就白吃了五十年,但确实难度很大。我在写不好的时候,会告诫自己慢慢来,别急于求成,不像《图雅的婚事》可以较快地完成,做三五年的准备,一稿一稿地来。实际上从我接稿到完成,前后耗时四年,2007年又写了一稿。从2003 年算起,七易其稿。非精琢细磨难以达意。
○王天兵: 我看了第三稿,感觉浑厚大气,有些场景仿佛让我骤然看到法国画家米勒的油画中那些播种、收割的农民。可能是因为投资大小的问题,等到了第五搞,剧本却以黑娃和田小娥之间的关系为线索,格局变小了。后来,投资者专门在北京开了个剧本研讨会,请一些评论家来判断你这一稿剧作对小说的改编是否成功……
●芦苇: 有一半是肯定的,一半是否定的。肯定的坚决肯定,否定的也是坚决否定。这是个好征兆,有冲突才有生命力。
○王天兵: 你这第五稿为什么要这么改?
●芦苇: 每次都有一些改变,一切都是围绕这个戏剧故事来做工夫。这部电影真正的戏剧矛盾是两代人的冲突,我通过黑娃和田小娥这两个人物来强化冲突。白鹿原上的年轻人知道追求自己的情感了,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的。鹿兆鹏是自觉的,包办下的媳妇他决然离异。黑娃是不自觉的,但却凭本能地自由恋爱了。白孝文很被动,他被田小娥所诱惑是小说里的情节。在剧作里,是田小娥在这个时候需要他,至少是田小娥敢这么做,实际上也是对情感的一种自由的追求。白嘉轩的宗法规矩是,你必须合法地占有合法地奸淫,当小老婆可以,把她买来当私货用也可以,但要经过祠堂的认可,否则就犯了族规了,那就无情地收拾,相当苛酷无情。这种宗法制度对人性的摧残是很黑暗的。
  田小娥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就死掉了,在电影里她在抗战以前就死掉了,她死了之后还有漫长的一个时代。而这个故事一直延续到1949 年,这两代人的恩怨并没有因为田小娥的死而划上句号。我是把他们两代人的恩怨从头到尾一直延续到最后一场戏,白孝文跟他的父亲依然无法和解。这种父子关系代表着新旧思想情感的矛盾与冲突,自始至终把这条戏剧对抗线贯穿到底,断不容有一丝一毫的疏忽转移。
  《白鹿原》没有用观念来写剧本,而是尊重人物与人物自己的心理历程。这个剧本,是我所写剧本中耗时最久、费力最深的一个剧作,硬把半个世纪繁冗的故事压缩到两小时四十分钟以内。

 

○王天兵: 小说里边写了一百多个人物。你怎么决定人物的取舍?
●芦苇: 你还记得黑泽明的《七武士》吗?其人物刻画的功力堪称电影史上的极致,但你看完后,也只能记住其中的四五个主要人物。电影若超过七个人物,就记不住了。
○王天兵: 你怎样决定哪个保留,哪个删除呢?
●芦苇: 小说里的朱先生就不甚让人信服,我把他删掉了。白灵删掉了,鹿兆鹏的弟弟也删掉了。我删掉的人多了,包括鹿子霖的父亲、白嘉轩的父亲、鹿三的一个儿子,最后他们这三家都是只有一个儿子。为什么要这么做?也是为了遵循正剧结构的规律,要么不出场,出了场就必然要有完整展现,就必然要有充足的戏份。

○王天兵: 你在写《霸王别姬》时看了大量人物传记、历史资料等,写《白鹿原》的时候你看过类似的东西吗?
●芦苇: 当然也要看。我把柳青的所有书全拿来看了,包括《种谷记》《狠透铁》《创业史》;凡能搞到手的写陕西农村的小说我都拿来看,陕西方言、农业节气谚语这类书也看。陈忠实是不太主张过分表现方言,但语言是人物,哪怕起用了方言的一个字、一个词都要物有所值,要有出处。我还看陕西文史资料,比如蓝田“交农事件”,在陕西省文史资料和蓝田县文史资料里都有很详细的记载,但看了未见得就能用得上。因为“交农事件”规模很大,几万人参加,但得了解这次事件的原委经过。
○王天兵:《白鹿原》小说用到这些了吗?你的剧本做了哪些改动?
●芦苇: 用到了,但规模及指向都要调整。首先没有这个县城了,其次几万人得多少投资?光是几万套服装就受不了。原先“交农事件”针对的是国民党的县政府,也可以把它具体到一个乡镇公所,那个规模一下子就小了许多倍。我在写剧本之前都要问投资多少钱,要明白写的范围。《图雅的婚事》我早知道它的投资只有四百五十万,笔法当随着规模去走。

 

○王天兵: 能否用电脑特技来表现大场面呢?
●芦苇: 电脑特技费用下来也不得了,也得成百万的投资。在我看来,一切大场面都是人物的背景。场面并非目的,而是为了描绘人物的情感与戏剧关系而设的。
○王天兵: 电影《白鹿原》是什么类型?
●芦苇: 《白鹿原》是正剧与悲剧的框架,有传奇的色彩,也有家庭伦理剧的成分。

 

○王天兵: 你在重新阅读史料的过程中,感觉《白鹿原》这部小说对史料的掌握怎么样?陈忠实在历史上下的工夫足吗?
●芦苇: 他下了相当的工夫。他写的一些事件都是有出处且可靠的,像关中乡土种植大烟、“交农事件”、农会斗争,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他写得最好的有一段是:清政府垮台以后陕西农民思想与情感的状态,那一段是他写得最精准的地方。农民一旦听说没有皇帝了,就惶惶然不可终日,犹如丧家之犬,觉得天塌了,不知道今后的日子到底该怎么过。后来又剪辫子放大脚了。白嘉轩就说,这以后女人都长这么肥大的脚片子,还不把人给恶心死咧?这句台词价值连城。此话涉及上代人性审美心理标准,他写得很是细致生动。他不知道这样的女人如何能让男人动心,这还是女人吗?这不成了妖怪了?这些特别有意思。这些东西全保留了下来。
  后来我在剧本里写鹿子霖见了县长,他站着没法儿说话,见官不跪着浑身不自在,所以“扑通”就跪下来了。县长说:这都民国了,没有这个规矩了嘛,为啥要推翻满清?就是他妈不想给人跪了嘛,你站起来,说话!鹿子霖说: 谢大人。爬起来了,然后张口无语。田福贤给县长提醒说,下头人见了官,站着就说不成话。这是电影里最有趣的动作和语言,内容相当深刻。
  皇帝被推翻后,鹿子霖的头号问题是,爷呀,清朝没有了,清朝银子和制钱还能用不能用咧?他为此深感恐惧。第二个问题是,科举也废了,那俺以前请先生给娃交的私塾钱就白花了。县长说读新学嘛,小学毕业就是秀才,中学毕业就是举人,大学毕业就是状元,我就是读了新学才当上县长的。鹿子霖这回灵醒了与时共进了,回家立马把他儿子送到西安读新学求官路去了。白嘉轩的问题是,以后皇粮咋交呀?这个问题是农民的切身利益,太严重了。县长说这是民国了,大家都是公民了,以后没有皇粮了。白嘉轩还说自古以来这地都要交税呀,不交税不行呀,哪有不交税的臣民。他可没想到第一次给新政府交税,数目就加了好几倍,他大为愤慨,不是说咱都是公民了嘛,咋越交越多了,这锤子公民有个啥好处嘛?
○王天兵: 康熙死的时候要求后代的皇帝不给农民加税,谁加谁死了不能进祖宗祠堂。康熙被称作圣祖仁皇帝。清朝是不准有徭役的,就是禁止义务劳动。所以白嘉轩会感到新不如旧。
●芦苇: 封建社会制度非常脆弱,出点儿意外就乱套了。太平天国、捻军一闹事,康熙皇帝定的那点儿税就入不敷出了,还不是驴打滚地给农民摊军费嘛。陕西回民为什么起义?还不是军费摊压得受不了了才揭竿而起的。

 

○王天兵: 经过这么多波折,其中还有一家影视公司请你来做导演这一大段事儿,当时说的跟真的一样,你愿不愿意谈谈?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电影界有什么问题?网上还有一个芦苇待选导演的视频专题呢。
●芦苇: 因为《白鹿原》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名声,很多人难免想入非非,想拿这个项目来做一些经济效益方面的事情,至于《白鹿原》真正的文化内涵和意义,却少有人去问津。那家影视公司没有资金来做这么大的项目,是想通过这个项目来让别人出钱,他们来操盘子捣腾,结果把可能拍摄的那段时间给耽误过去了,班子成立起来开始工作了,但是制片方资金迟迟到不了位,所以这个电影就不死不活地拖下来了。现在这种事司空见惯。
  我当然希望中国最优秀的、最有经验的导演来做,我曾找过张艺谋,很动情地给他写过一封陕西人血浓于水的劝拍信,但他在奥运会开幕式上下不来。找来找去,当时看中国农村题材拍得不错的只有一部王全安的《惊蛰》,想用其所长,上下左右劝得厂领导算是对他有了认可,但条件是我必须在里面当艺术指导。中间又有几起几落。厂方后来对他来做导演又持否定态度,这时就没人了。那个时候就剩我对《白鹿原》最熟悉,实在不行我就先顶上“看守导演”守住摊子,然后苦求高明,我随时让贤,对媒体我也是这么说的。
  其实,写中国农村真相写得扎实精彩的不是小说,而是一部纪实性的回忆录——韩丁的《翻身》,那里边的人物栩栩如生。这个书现在几乎无人所知,很难找了,但它是我看到关于中国乡土大变革时代最真实的文献,讲的是一个美国人参与中国1947 年山西太行山区的土改的事。韩丁是美国人,他是当年联合国派到中国北方农村推广农业技术的技术员。1942年河南发生过一次大的饥荒,饿死了很多人,大量的难民往陕西跑。他曾监督过救济粮的发放,目睹过旧中国农村的黑暗落后,后来这个地区成解放区了,他又很积极地参加了土改运动,他认为土改有益于改变中国农民的命运,是进步而有意义的事情。书里边的事件写得惊心动魄。我们要想不遗忘乡土农村的命运真相,这个美国人写得最为真实可信。小说《白鹿原》讲的是中国乡村的宗法社会如何解体的。这部电影倘若能正视这段历史中的真相和惨痛,意义自会久远,至少说明我们这一代人拒绝遗忘,功比史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