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钟俊:战火纷飞中的科学家

王延锋等

张钟俊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自动控制专家,1915年9月出生于浙江嘉善,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机工程学院,获学士学位,同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深造,分别于1935年和1938年获工学硕士和科学博士学位。他深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学业有成后义无反顾地于抗战烽火年代的1938年回国,曾任国立武汉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回上海任交通大学教授,并兼任上海市公用局技术室主任。从1940年加入交通大学重庆分校起,到1995年去世,张先生在交通大学教育、科研战线上辛勤耕耘了整整55年。作为我国自动控制学科的创始人之一。




归国流离


1938年2月,张钟俊在学业上开始有所收获,刚获得博士学位,又被麻省理工学院电机系聘用为博士后副研究员,准备在学术上进一步施展才华,待进一步有成就才回国服务。忽然,他接到父亲从国内江西赣州寄来的亲笔信,得知很不幸的消息:日军已攻陷南京和上海,随后杭州也沦陷了,包括老家嘉善在内的浙江境内已沦为日寇铁蹄之下。父亲携全家逃往江西避祸,处于失业状态,不仅一路辛劳,又身患肺病,经济上十分困难,希望他赶快回国,取道香港见面,安排全家生活。国危家难交织一起,张钟俊心急如焚,很想立即放弃美国的研究工作,迅速回国与父母相见。可是此时自己身上空空如也,立即回国则无力安排父母生活。父亲来信表明家境已十分困难,实际上一家人是在杭州沦陷前几日才仓皇出逃,家业根本来不及处置,身边只有为数不多的现金银元,恐怕无力支撑长久。看到家信,张钟俊感到非常焦急,却又非常无助,当年出国时许下要资助父母养老和支持弟弟钟杰留学的承诺,如今突然事变,不仅无法兑现,连简单安排父母亲的基本生活都很困难。他只能强忍心中的忧愤,坚持在美工作一段时间,等待积攒一笔基本费用才回国。在美国的这最后半年时间里,他一直是在紧张与焦虑中度过,真是度日如年。


张钟俊


1938年初夏,张钟俊写信给仍在赣州避祸的父亲,先期约定好在香港与父母家人见面的地点。暑期临近,拿到工薪,他还未来得及跟麻省理工学院的领导、导师和同事正式告别,就已经购买好回国的船票,从旧金山取道菲律宾马尼拉抵达香港。时隔整整四年,终于见到日思夜想的父母和弟妹,张钟俊心里总算得到一点安慰,但却很心酸。尤其见到父亲身体和精神状态的巨大变化,他感到说不出的忧虑和愧疚。父亲原本体质不好,经历近半年的颠沛流离和惊恐,更加疲弱不堪。虽是夏末,赣南及香港气候仍很炎热,父亲不时咳嗽,显然肺病已比较严重,却无条件医治。家人逃离杭州时非常仓促,又无交通工具,仅靠步行,只能随身携带一些细软衣物,其余家什书籍等不知何处父亲已经失业,弟弟钟杰与妹妹钟娴也已失学达半年之久,无任何经济来源,一家人飘落他乡过着穷迫无奈的生活。跟他出国前的景象相比,简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张钟俊此时才真正感觉到作为家中老大的责任。他赶快想办法购买香港到上海的船票,一家人坐船到上海。先是在旅店暂时住下,然后在法租界拉斐特路(Route Lafayette,今复兴中路)的怡德里租了一间过街的一居室让父母居住。他将在美国工作半年多积攒下来的一千两百美金抽出一干美元给父母,安排他们的生活和父亲的用药。他自己则立即给美国的导师去信,辞去副研究员的职务,对自己的不辞而别表示抱歉,同时阐述自己选择回国的缘由。


当时的“东亚同文书院”


在上海暂住的几日,他曾经回母校交通大学看望部分自己的老师。此时交通大学徐汇校园已被日本宪兵占领,日人将其改为“同文书院”,并将校门上的“交通大学”匾额取下,换上了“东亚同文书院”的匾额。交通大学则租用徐汇震旦大学的校舍以及中华学艺社的校舍继续办学。之后他又到美资在上海的电力企业拜访一些同行朋友,也顺便了解困难时期国内电力行业的生存状况。美商电力企业有意挽留他在上海工作,也顺便可照顾年迈体弱的父亲。可张钟俊对此全然没有兴趣,面对日军在上海的暴行,目睹母校的沦陷衰落,他感到万分愤慨,决定尽快离开上海,奔赴大后方,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应有力量。


回国之前,张钟俊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优异成绩,名声早已传至国内。因此,在拿到博士学位之后的半年中,他先后收到了国内广西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和武汉大学等聘请他为教授的聘书。拿到聘书之时,清华先是搬到长沙,后到昆明组建西南联大;浙江大学先是迁至建德,后到广西宜山,再部分迁至贵州湄潭;只有武汉大学仍留在临时首府武汉。考虑到弟妹入学就业等问题,他决定接受武汉大学的邀请,去武汉任教。可是在他准备归国之时,武汉会战已经大规模展开,民国临时政府机构已迁往重庆,武汉大学也只得临时迁往四川乐山。于是张钟俊携带钟杰与钟娴,乘船从上海经广州转道进川,于1938年10月抵达乐山的武汉大学。


兄弟妹三人合影(1940年)


武汉大学也是国内开办最早的大学之一。189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督臣刘坤一奏请清光绪帝在湖北武昌开办“自强学堂”。1902年自强学堂改名“方言学堂”,辛亥革命后改为“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后改名“国立武汉大学”,成为与当时中央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齐名的“国立五大名校”之一(因五校联合统一招生得名)。武汉大学的电机工程系于1934年开始筹建,第二年正式招生。由于刚开办不久,师资力量还十分薄弱。开始只有系的创办人,曾参加武昌起义的系主任赵师梅教授和另外一位陈季丹教授,课程开设很不完整,特别需要张钟俊这样的国外名校博士学位获得者加盟。因此,当张钟俊提出安排弟弟钟杰的临时工作和妹妹钟娴的入学问题时,学校一口答应,开始一切顺利。

武汉大学乐山旧址


1938年10月下旬,历经数月的辗转劳顿,张钟俊终于在四川乐山有个临时落脚之地。此时学校已经开学一个多月,但校舍建设、实验室设施等仍未完成,师生们已经紧张地投入边教学边搞校园建设的工作中。虽然条件艰苦,但大家信心十足。张钟俊也受这种创业精神的感染,立即开始投入他的教学准备工作。他分别担任了“输电学”和“交流电路”两门课程,这是他回国的第一份教学工作,因此,他非常珍惜,也准备得十分仔细。他根据自己在国外所学和随身携带的资料,开始编写讲义,每编写一部分就讲授一部分,课时不够就利用节假日和周末补课。第一个学期下来,学生普遍反映效果很不错。加上他与学生年龄相近,又性格活泼,与学生很快打成一片,上课经常中英文结合,给学生讲授专业知识的同时,也让同学有机会练习英文口语,很受欢迎。到了第二学期临近暑期,学校出于好意决定给他工资提升两级以挽留,这已经超过了一般老教授的待遇。可是此时,日军机开始轰炸乐山,并向学校投下燃烧弹。当时武汉大学的乐山校舍大都是临时建起来的一层楼木瓦房,日军机投弹之后,校舍一片浓烟,火光四起,遍地瓦砾,场面非常凄惨。


日本对乐山进行大规模轰炸


眼看好不容易建起来的简陋校舍,转眼间到处是废墟,师生们心痛不已。由于乐山嘉宣的武汉大学当时地处边远,仍未来得及建防空设施,师生的安全成了很大的问题,在外面有些门路的都纷纷离去。到了暑假,弟弟钟杰在武汉大学当了一年助教之后,已经赴叙昆铁路做地质勘查工作,妹妹钟娴也准备转到重庆的复旦大学经济系就读,张钟俊却忧心忡忡,是去是留,犹豫不决。他在送妹妹钟娴往重庆的同时,顺便去拜访在重庆的一些交通大学的老师与同学。众人聊起“七七事变”以来各自的经历与遭遇,无不对时局表示深深的忧虑。有同学建议他不如转到重庆沙坪坝的国立中央大学任教,一则个人安全较有保障,二则兄妹有个照应。张钟俊随意地到中央大学校园看了看,没想到刚巧遇到电机系主任陈章教授。陈章早就知悉张钟俊以优异成绩学成归国,只是之前无法与他取得联系,现在既然来到重庆,邀请他到中央大学任教也就顺理成章了。考虑到自身的安全以及照应妹妹钟娴在重庆入学,他只得遗憾地离开了乐山,到了中央大学电机系任教。


国立中央大学创立于1928年,由原来的国立江苏大学基础上扩建改名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学校分别搬迁至重庆沙坪坝和成都华西坝继续办学。作为政府特别优待的首府大学,中央大学办学经费比其他高校均优厚,院系及学科建制也最齐全。尤其1932年民国政府任命罗家伦为校长以后,他大力对学校进行扩充,招生规模逐年扩大,成为当时国内高校中学科门类最齐全、入学人数最多的一所高校。此外,他高薪延聘了许多著名学者到校任教,一时间名师云集,在抗战期间成为与西南联大齐名的高校。张钟俊在此开了“交流电路”和“网络学”两门课程。“交流电路”属于基础理论课,因他在麻省理工学院时,就协助吉耶曼编写了一部《电路学》教材,内容非常熟悉,之前在武汉大学又讲了一遍,已经算是轻车熟路了;“网络学”则是他尝试开设的一门新课,也是他刚开始研究的一部分心得,很多问题还处于探索研究之中,比较有挑战性。这已经开始显露出他教学和科研的一种风格:不想墨守成规,不断尝试新的题目,迎接新的挑战。


国立中央大学在南京时的旧照


在当时处于困难时期的国内高校中,中央大学的校舍条件和教师待遇算是最好的,若以个人前程计,张钟俊理应选择继续在此发展。可是,他毕竟是知恩图报之人,当1940年暑期,原交通大学就读时期的班主任、化学教授徐名材在重庆发起重建交通大学,并向张钟俊发来邀请之时,他毅然地放弃中央大学的优厚条件,投入交通大学重庆校区的艰苦建校工作中。


重拾信心


日寇猖狂,甚嚣尘上,狂称三月将全吞我中华大地;其时国运不济,战祸来临,抵抗不力,举国哀鸿1937年12月13日,民国政府首府南京失陷,随后上海、杭州等地先后沦陷。仅仅半年时间,东北、华北、华东大半国土遭受日寇铁蹄蹂躏。南京、上海、杭州等地许多高校来不及整体内迁。日军全面控制上海后,交通大学徐汇校园随即沦为日寇宪兵军营。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时,正处在休假期间的大多数交通大学师生无法及时联络,更来不及商议学校西迁事宜,许多校友纷纷往西南方向避祸,学校教学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大批重要资产也无法内迁,学校处于停顿状态。直到1941年,仍滞留上海的部分交通大学师生只得在法租界租用震旦大学校舍及中华学艺社房产,以私立大学(称“南洋大学”)的形式艰难维持。


当时的交通大学重庆分部


逐步汇聚重庆的交大师生一时无书可教、无书可读。西渡的众学子组成临时校友会,时常集会议论,慨然东望,感伤时局,为近半个世纪以来学子们历经艰难创立起来,已经颇有规模和声誉的交通大学即将付诸东流而悲叹不已。校友们纷纷商议如何模仿西南联大、中央大学及浙江大学等西迁重建的办法,在重庆另立交通大学分部。其中,原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主任、当过多年学生班主任的徐名材教授用力最勤。徐名材当时在重庆任资源委员会属下的油料厂厂长,有较好的经济条件,热心公益事业,在师生中有较高的声望和号召力。他积极响应交大师生的诉求,倾其财力相助,筹备在重庆另设交通大学分部。他的举动也得到许多交大校友支持。于是1940年9月10日,在学校师生及重庆校友会的一再要求下,民国政府教育部决定成立交通大学重庆分校,任命徐名材为分校主任,并由成渝铁路工程局出资,开始在九龙坡建筑交大校舍。在校舍未落成之前,先由设在小龙坎的中央无线电厂重庆分厂拨借两幢楼房供交大师生使用,作为临时校舍。当时中央无线电厂重庆分厂的技术人员大多是交通大学电机系校友,厂长是交通大学1930届毕业的王端骤,全都积极支持母校的重建工作。在各方鼎力相助之下,1940年11月,交通大学重庆分部终于在小龙坎正式开学。


翌年秋,九龙坡校舍初步建成,交通大学重庆分部便从小龙坎迁往九龙坡。交通大学重庆分部首任主任由徐名材教授担任,但由于徐名材还担任无线电厂长职务,事务太繁忙,第二年改由交大校友吴保丰担任校长。当时上海本部仍在法租界延续,重庆分部领导未敢直接称“校长”,而谦称“分校主任”。吴保丰于1921年交通大学电机科毕业,1923年留学美国密歇根大学,于1925年获电机专业硕士学位回国。1935年当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45年为中央执行委员,曾担任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处长、交通部电信管理局局长等职。1942年秋,正当九龙坡校舍建成,当时交通大学上海本部已沦为汪伪政权接管,许多交大师生愤然离开上海,拒绝承认汪伪政权管辖下的交通大学。是,在政府和教育部门的支持下,重庆分部遂即宣布为交通大学本部,扶为正统,通电斥责上海法租界交大为“伪交大”,不予承认,并设法将在上海的部分师生接收到重庆。1942年10月,吴保丰受民国政府教育部之命,任代理校长,并于1944年正式担任校长。教务长始为陈湖兼任,但陈湖在交通部另有职务,后由中央大学电机系主任陈章兼任,翌年陈章辞去兼任教务长之职,全职回中央大学电机系,又改聘李熙谋担任。陈章、陈湖均为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1921届、1929届),在本身另有重要职务和工作繁忙的情况下,也抽出时间加入母校的重建工作,令师生们很感动。1942年前后,吴保丰、陈章、陈湖、李熙谋、王端骤、赵曾玉、张钟俊、张思侯、张煦、曹鹤苏、季文美等一大批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的精英再次汇聚重庆交通大学,师资力量逐步得到充实。他们当年在交通大学求学时期都是成绩名列前茅,然后到国外名校留学,分别获博士或硕士学位。这在战乱时局,确实不易。虽然条件还很艰难,但是大家信心满满,决心共度时艰,尽快恢复交大昔日的荣光。


交通大学旧址


交通大学重庆校区先是开设机械、电机两个系,各系招收新生40名,之后几年又陆续开办航空、土木、管理等系张钟俊被邀请参与筹建电机系,并担任首任系主任职务。学校刚开办不久,陈湖不得已离开交大,在陈章到任教务长之前,张钟俊还临时兼任教务长之职达数月,可谓事务繁忙。学校筹建之初,最困难的在于师资、图书资料、仪器设备与校舍建设几个方面。尤其师资,当时跟外界很难取得联系,只能邀请在重庆的交大校友来校上课。开学头一年,很多专业师资缺乏,全校只有二十余名教师,往往一个教师要兼任多门课程。资历较深的校友,又往往在交通部或其他部门有了职务,只能兼职上课,或者设法脱离原单位到交通大学当全职教师。据张钟俊同级好友曹鹤苏回忆,他当时到交通大学重庆分校任教,也是出于偶然。曹鹤苏原本在民国政府航空委员会下属的成都空军机械学校任高级教官,1940年夏到重庆招生,因事务太多延误回成都。正当他准备到车站买票回成都时,在车站的路口碰到了张钟俊。此时张钟俊夹着个铺盖卷和他打招呼,说是受徐名材老师之邀到刚筹建的小龙坎交通大学分校任教,他教授微积分,还另请了一位教师教物理。但物理教师至今仍不知下落,徐老师曾写信到成都邀请他(曹鹤),但一直没有回音(因他还在重庆,未接到邀请信),快要开学了徐老师很着急。于是,曹鹤苏跟着张钟俊一起去见徐名材老师,在徐老师答应可通过交大校友会或交通部协调他调离军事院校后,他才得以留在交通大学重庆分校任教。但航空学校师资也很缺,根本不让他调离,还发出通缉令,把他告上了军事法庭。后来吴保丰校长辗转托上面人物说情,此事才不了了之。曹鹤苏先是在机械系任教授、系主任。1942年航空系正式成立后,曹鹤苏任代理系主任(曹1944年赴美、加学习考察,由季文美接任),1948年升任教务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进行院系调整,他调离交通大学,先后到南京航空学院、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长沙国防科技大学任教授、教务长、副校长等职,成为我国著名空气动力学家。


张钟俊正在指导研究生修改论文


当时校舍条件非常简陋,在小龙坎时期,是临时在一栋原做厂房用的瓦房上课,教学计划参照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有关学制,实验设备一无所有,只得借用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的实验室,有的实验只能暂时不开课。搬到九龙坡校舍,虽说是新建,校舍宽敞了一些,但也不过是一层楼的木瓦房,通风和通光都不太好。张钟俊身为正教授,也只有一间大约十二平方米的宿舍,室内仅有一张三抽斗桌,一张椅子和一个木凳,一个竹架和一张中人床,显得很拥挤。尤其是,他的窗户朝西,正对着相隔两米远的大厨房,不仅光线很暗,厨房炒菜时飘出的油烟味,直接进入他的房间,不时呛人。但乐观豁达的张钟俊对此并无怨言,每天在房间里专心致志地备课和写作,还风趣地对前来看望的同事和学生们说:“我是最先享受到饭菜的香味,太幸福了!”他的乐观自信也感染了同事和学生。


在交通大学重庆分校时期,张钟俊先后开设“运算微积分”“物理学”“电工数学”“交流电路”“电力传输”“电工原理”“网络学原理”“伺服机件”等多门课程,教学任务非常繁忙。此时期的张钟俊精力十分充沛,在繁重的教学任务之余,也开始边教学边做研究,尤其新开设课程“网络学原理”与“伺服机件”在国际上也是刚刚兴起,很多问题有待研究解决。他将在美国刚开始的研究方向进一步整理,参照国外新近发表的论文,编写教学讲义的同时,也进行新的研究探索。当有新的心得体会,他就将自己的最新思考拿到课堂上讨论,启发同学研究的兴趣,也传递了克服战时困境,为今后发展祖国科技事业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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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观点来自于

《中国控制先驱——张钟俊传》

【内容简介】

系统梳理张钟俊院士成长的家庭背景、留学经历、工作经历及主要学术贡献。提出良好的家庭教育背景和社会发展环境,选择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急需的专业,及时回国参加母校重建,个人乐观豁达个性、顽强的奋斗精神与抵御社会外来因素干扰的能力,是成长为著名科学家的重要因素。


【作者简介】

王延锋,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博士,现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副教授。从事物理学史、科学哲学研究,承担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皮克林科学哲学思想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实验与科学和理性研究”等。主要著作有:《从建构到纠缠一一皮克林科学哲学思想研究》(专著);《剑桥科学史》(第五卷,近代物理科学与数学科学)(译)。


《中国控制先驱——张钟俊传》

作者:王延锋、姜玉平、陶宇斐

ISBN:9787313203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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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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