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迷雾丨末代皇帝溥仪在对日审判时的庭审证词

向隆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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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检察官认为,溥仪虽是傀儡,但是日本许多举措还是在形式上要通过他,走一个流程。溥仪若能出庭作证,现身说法,必将有力地揭示日本对东北侵略掠夺的罪行。经国际检察局通过,取得苏联同意后,盟军总部将溥仪引渡到东京。早在引渡之前,成立于1944年3月的“中国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在1946年4月2日曾做出对溥仪的决议:“一、溥仪应以汉奸罪行处理;二、东北行营接收后转南京审讯。”溥仪非常恐惧,害怕作为战犯受审,经过中国检察组的耐心说服,溥仪从1946年8月16日至27日连续8天出庭作证,引起轰动。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纪录》中,关于溥仪出庭的纪录达到453页之多,其中溥仪回答检辩双方的询问高达764次,占333页。


溥仪出庭宣誓并作证


裘劭恒是向哲濬的首任秘书,当时承担着说服溥仪放下包袱出庭作证的任务。裘劭恒晚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了会见溥仪的情景:


溥仪听到我是中国的官员,到东京是来参加审判工作的,顿时很紧张,看上去有些坐立不安。场上既有四个苏联人,又有两个美国人,气氛严肃,说话也特别拘谨。我只能简单地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对溥仪说:“这次东京开庭是审判日本战犯,你是来作证的,不用害怕。”


为了稳定溥仪的情绪,裘劭恒经常到他居住的地方走动。渐渐地,溥仪与裘对话不再紧张,半个月后,两人几乎像朋友一样交往了。


裘劭恒(右1)会见溥仪(左2)


溥仪有个习惯,凡来访的人,他都要送一样东西,以示纪念。他也想送一样纪念品给裘劭恒,但是这次他只身来东京,一时找不出适当的礼物,面露尴尬。裘劭恒说:“如果你一定要送我纪念品的话,那你把桌上写好的字条送给我好了。”溥仪听了非常兴奋,红着脸说:“裘先生,我是在练习写毛笔字,原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既然裘先生喜欢,就请随便挑选吧。”裘劭恒在桌上随手拿了两张:一张是“天下为公”;另一张是古代辟邪时,贴在门上的一幅写有“斗”字的画。溥仪郑重其事地在每张纸条添上小楷字:在“天下为公”的右边写的是:“劭恒先生惠存卅五年(即1946年)於东京溥仪”;在“斗”字画的右上部写“赠劭恒先生”,左下部写“民国卅五年夏溥仪於东京”


溥仪是东京审判期间出庭作证时间最长、次数最多的一个证人。由于他还是中国的“末代皇帝”,他出现在远东法庭的消息,成了世界各地报刊电台的重大新闻。


季南(前排右1)、裘劭恒(后排右2)等会见溥仪(前排中)


溥仪作了什么证?揭露了被告哪些罪行?下面把他出庭的言行做一个概述。


8月16日、19日和20日上午共两天半,作为检方证人,溥仪主要接受检察长季南的直接询问。8月20日下午、21日、22日、23日、26日和27日共五天半,溥仪则主要接受为被告辩护的5名美籍律师布雷克尼(Ben Bruce Blackeney)、列文(Michael Levin)、洛根(William Logan)、克莱曼(SamuelJ.Kleiman)、马蒂斯(Floyd J.Mattice)以及3名日籍律师清赖一郎、冈本尚一、藤井五一郎等人的反诘,也称交叉质询。



溥仪从以下五个方面作证,也可以说是对日本人的控诉。


第一,详细叙述了他被软硬兼施,从天津裹挟到大连的过程


从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将军赶出北京紫禁城,移居天津日租界的“张园”和“静园”,到1931年为止,7年内溥仪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但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在天津遇到“一系列事件”,包括流弹落入他家的庭院、收到放有炸弹的水果篮等。“在水果篮的面上是水果,并且有一张‘赵欣伯于奉天’的名片。后来才知道当时中国军人和日本军人在天津附近发生冲突,而土肥原正在天津,非常活跃,水果篮事件就是土肥原怂恿下干的。”09月30日,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香椎浩平约见溥仪,恐吓他说留在天津非常危险,强烈要求他速到东北。11月10日,溥仪及“遗老”随从郑孝胥一行被强制送往大连。同行者还有5名日本人,包括翻译吉田忠太郎、土肥原手下的浪人工藤铁三郎等。溥仪先藏在一辆敞篷汽车的后备箱里,逃出寓所;中间经日本人“换装”,披上日本军大衣和带上日本军帽后,直驶天津大沾口,匆匆窜上早已等候的日本轮船“淡路丸”,11月13日早晨,溥仪一行到达辽宁营口市的“满铁”码头,11月15日,到达旅顺。一路上日本人以“保护”为名,始终将溥仪封锁和隔离。


位于旅顺口区黄金街的“溥仪楼”


第二,袒露他被迫接受当“满洲国”傀倡政权首脑的原因


溥仪到达旅顺后,关东军司令立即派板垣征四郎大佐造访,表达了希望溥仪出任满洲新政权的愿望。开始,板垣还虚伪地表达,日本“无领土要求”“尊重满洲新政权主权”;当溥仪未立刻同意日本人的愿望时,板垣立即露出凶恶狰狞的真面目。以下是8月16日庭审记录中季南和溥仪的问答片段:

季南问:你到旅顺半年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溥仪答:半年之后,指挥官——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派其助手板垣征大佐四郎来见我。

季南问:是本法庭被告之一板垣征四郎吗?

溥仪答:是的。

季南问:当时板垣大佐和你说了什么?

溥仪答:他和我说,东北张学良将军的政权不仅对抗日本人也对抗中国人。张学良将军的抵抗导致满洲的平民受苦,当地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阻碍了日本人行使权利。他说,为了摆脱中国军阀和挽救中国东北地区人民的福祉,希望在满洲建立一个新政权。

季南问:你能否说一下这些他告诉你的内容,是他为其个人所采取的行动还是依据日军领导的指令?

溥仪答:他说他是接受司令官本庄将军的指令而来。

季南问:他为你设定了什么职位和准备建立怎样的机构?

溥仪答:他说因为我是满洲人,希望成为新政权的政治领导人。他还说,日本政府没有——绝对没有对满洲有任何领土要求的计划,日本政府肯定会尊重所建立满洲政权的主权。

季南问:当板垣大佐要求你担当满洲新政权的领导人时,你说“我愿意”还是“我不愿意”?

海仪答:我拒绝了。

季南问:你这次和板垣会谈,大约多少时间?

溥仪答:大约两个多小时。

季南问:当你拒绝成为满洲政权的领导人时,板垣的态度如何?

溥仪答:我拒绝后,板垣非常不满。返回他住的旅馆后,和我的顾问郑孝胥和万绳栻谈话。他说这是关东军的决定。如果我拒绝,将接受针对我极端严厉的行动。



正是在这样的威胁下,同时也在几名顾问的劝告下,溥仪不得不就范:“首先,板垣征四郎对我说,如果不接受这个职位,生命有危险;其次,我顾问也建议我接受;第三,当时我住在旅顺,已被玩弄于日本人的股掌之中;如果我离开旅顺,日本人会考虑将我秘密处死。”


第三,承认这个“满洲国”首脑完全是傀儡


表面看,溥仪是“元首”,政府的主要官员也是前清遗老旧臣。但是,掌控实权的却是日本人一方面,官员名单要通过关东军审批;另一方面,各种重要举措必须通过日本人。“满洲国”的“国务总理”是曾任清廷“总理内务府大臣”的郑孝胥,各部部长虽是中国官员,但是所有副部长都是日本人。每周郑孝胥要召集一次“国务会议”的实际主持人却是日本人驹井德三,尽管他只是总务厅的总务长官,名义上是郑孝胥的下属。溥仪证词讲得很清楚:“为了欺骗世界人民,纸面上‘满洲国’是个独立国家,但是实际上‘满洲国’被关东军操纵。”


溥仪还揭示了鲜为人知的“星期二会议”:


当时有一个会议,叫做“星期二会议”。由日本人总务厅长官,不同部门的副职,关东军参谋本部第四课的长官组成。会议上,他们会通过一些诏令或者任何法规或例,最终由各部门通过或者颁布。日本人总务厅长是主席,关东总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第四课课长应该是副主席。颁布的任何法规或者条例会倾向于各部门的副部长也就是日本人,之后他们会得到关东军的支持。一旦得到关东军的支持之后,法规和条例就实际通过了。一旦由关东军本部确定并且通过之后,他们会把这些提议的法律或者法规送交到“满洲国”国务院,然后所有诏书或者正式的政府法令就这样被颁布。“满洲国”国务院会议只不过是个名头而已,任何由国家事务局颁布的法令或者皇帝签发的诏书都经过各副职——日本人次长以及关东军的通过。一些比较小的事务,日本人次长根本不通知我们,就把法律通过了。中国人根本没有任何反对法律或者法规的权利。他们总想着,既然这些法律已经由日本人总务厅长通过,那么中国人就没有能力去反对他们。如果我们坚持反对他们的法律,那么我们的生命就有危险。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曾经这样回忆:“每次举行‘国务会议’,都是他(指驹井德三,笔者注)给郑孝胥准备好议案,由郑在会上照本宣科。”在第一次会议上,驹井提出各部各省机构中日本人官吏的比率数字。“财务总长”熙洽表示了不同意见,话还没完,驹井立刻勃然大怒,对着熙拍桌大骂:“我叫你别说话,就是不许你说话!这是关东军决定的,你就得赞成!你们要知道,满洲国可是日本人用鲜血换来的!给你吃现成饭,你们还想捣蛋,可要放明白点!”从此,熙洽和其他官员只能忍气吞声,惟驹井之马首是瞻。


即使是溥仪本人,如果对“国务会议”的议案有所挑剔时,也会听到驹井的斥责:“这是关东军决定的!这是不能改动的!” 8月19日,季南和溥仪在法庭还有一段对话:


季南问:根据历史记载,1932年3月1日,你成为“满洲国”的统治者或者执政。你是否能告诉我们,当时实际上“满洲国”在谁的统治下?

溥仪答: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将军及其部属,那时候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大佐是一个很有权力的人。

季南问:1932年4月1日你对满洲民众颁发了一系列法规,你还记得吗?

溥仪答:没有一条法规是我颁布的。

季南问:1932年3月1日你接受“满洲国”职位时,板垣或者其他代表关东军的日本官员告诉你作为统治者大体上有什么权力吗?

溥仪答:“满洲国”刚成立的时候,板垣和他的手下向我保证这是一个独立国家,我有依我意愿统治的权力;但是事实上,我什么事都做不了。



在溥仪出任“满洲帝国皇帝”的12年间,他的一举一动都受日本人监视。日本人派来一名官衔为“帝室御用挂”的日本军官,名叫吉冈安直。溥仪的一切活动都由他安排。溥仪曾形象地比喻:“关东军好像一个强力高压电源,我好像一个精确灵敏的电动机,吉冈安直就是传导性能良好的电线。”溥仪在8月19日在回答季南关于“成为皇帝之后有多少自由”的问题中讲得很清楚:


我并不能见到他们。每年有一次,每年有两次我被允许接见各个部长。那时候日本人总务厅长会在那里对我们进行监管。所有部长向我所做的报告都是之前由日本人起草的。他们对我来说,在最后的十多年中,“自由”这个词毫无意义。我不知道“有多少自由”指作为“满洲国”皇帝应有的自由,还是我个人的自由。这个人,吉冈安直将军,如我刚才所说,是关东军派过来监管我行动的。我接受很多外国人采访时,他总是在那里。此后哪怕我接受日本人的一些采访,吉冈安直也一直都在,并且甚至拒绝我按自己意愿去见一些“满洲国”的中国官员。每周我可以见一次总理张景惠和参议府议长藏式毅。其余的,比如说各部门的部长,我并不能见到他们。……每年我有两次机会会见‘满洲国’各军事机构指挥官——他们是中国人;但是在会谈中,我是被日本人监视的。指挥官们带过来的报告也是一样的,都是先由日本顾问提供再由他们念给我听的。当然,吉冈安直将军仍拒绝我基于自己意愿和这些人讲话。甚至哪怕我被允许和他们说话,也只能根据吉冈安直将军提供给我的用铅笔所写的笔记来说。……哪怕我的中国朋友在我生日之际要来给我庆祝生日,他们也不允许见我。


吉冈安直不离左右地跟随溥仪,溥仪的一切行动,包括出巡、会客、行礼、赴宴、致辞,都必须在吉冈的指挥下行事。起初,外来的信件,经过吉冈审查,溥仪还能看到;帝制之后,干脆连一封信也没有了。随着事态的发展,吉冈的态度也越来越蛮横。他甚至对溥仪说出这样的话:“关东军是你的父亲,我是关东军的代表,我是拿你当作自己的子侄看待的。”


日本神道教的神龛


第四,揭露日本人在满洲强行推行日本的神道教


辩方律师以溥仪曾签署《日满条约》为依据,企图说明溥仪并非傀儡。对此,季南质问溥仪,在签订《日满条约》中他起过什么作用?溥仪回答:“条约被签署的前一天,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第二天,一个叫作武藤的日本大使(即武藤正义)到‘满洲国’,来找我并且对我说‘这儿,你把这个条约签了。……条约是由我批准的,但是当时完全在日军势力的控制之下。我们完全没有自由。”溥仪几次提到,他曾企图向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揭露真相,但是关东军官员就在身边,只好敷衍了事。他在8月19日的证言中说:


我和李顿爵士见面的时候全程在日军官员的监管之下。而且,不管李顿爵士到哪里,他也都在日本宪兵的监督之下。每当我会见李顿时,总有日本军官监视在侧。当然。我很敬佩李顿爵士的精神,至于他有关满洲事务的调查任务,我非常乐意全都告诉他。那时候我想单独和李顿爵士见面或者聚会,但这只是我自己的想法而已,从来没有得到实现。李顿爵士采访我的时候,很多关东军的官员就在我们边上监管。因为李顿爵士的任务是调查被压迫人民的情况,我很想把全部真相告诉他,但是如果我告诉他真相,调查团一旦离开,我就会被谋杀。这就像当一个强盗闯入你家,你的邻居想来救你。但是在强盗枪支顶着你的情况下,你能做什么?“我向李顿讲话的内容都由板垣准备。不仅我没有告诉他真相,满洲人民也没有告诉他所有的真相。

我敢确定,一旦向李顿及其委员会讲出真相,我和‘满洲国’政府官员就会遭到日本人暴烈的行动。”



为了加强思想控制,日本人企图在满洲强力推行日本的神道教。日本人首先要强加到溥仪头上。


8月19日,溥仪作证说:


现在我说一下梅津美治郎及其手下如何对我进行劝诫。那时候他们总是提到那句话“八纮一宇”。那是他们侵略思想的源头,侵略行为最初的想法。那是神道教的基础。梅津美治郎将军根据日本政府的要求希望用宗教侵占“满洲国”。他们的理念是奴役全世界的人,从“满洲国”开始推行该计划。他们侵略后,基于其威慑力,我们失去了任何一种自由,如我之前所说,我失去了我的个人自由。在我内心深处,完全反对日本神道教的侵略。


溥仪曾经告诉日本人,中国有自己的宗教,无须外国引入,但是遭到斥责。特别是溥仪第二次访问日本的前后,正值日军在诺门坎和苏军作战中失败。日本人害怕溥仪动摇,更强调满洲应当和日本有相同的宗教,并决定在满洲各地建立“建国神社”,人们必须祭拜日本天皇或者天照大神。溥仪继续作证说:


中国军人、平民、平民官员,在学校、在军队,所有地方,他们都要求建立拜谒神道教的寺庙。我,我自己,也包括在内。法律规定那些对神道教表现出不尊敬的人,将受到一年监禁。…,我们没有自由,也没有宗教自由。一份日本人起草的诏书中这样说,所有我的子孙后代都要求崇拜神道教。……梅津将军命令我到日本恭请天照大神,并要我对公众表示,是我个人的意愿。当时我的感觉极坏。这是我从未受到过的最坏的侮辱。


日本传说中的天照大神


谈及日本天皇赠给他的一面镜子时,溥仪说:


他们说,镜子是“天照大神”留给子孙后代的,见到它就如见到我。“满洲国”的基本法被修改为尊崇“神道教”。日本人企图首先奴役满洲,然后全中国,然后东亚,最终全世界。


8月22日,溥仪在回答辩方律师布莱克尼的反诘时补充说:“吉冈中将直接来找我。并且说让‘满洲国’人民崇拜天照大神已经是日本政府的既定决策。他进一步说他来看我是受梅津美治郎将军的命令,梅津美治郎将军要求我本人去日本迎接天照大神。他告诉我要向公众做个姿态,表明我是基于自己的意愿去日本。我那时候感觉非常糟糕,总觉得自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羞辱。”


8月26日,辩方律师清赖一郎向溥仪反诘,他质问“证人先生,该神社(指在满洲建立的神道教神社,笔者注)建造之后,通过了一部关于崇拜天照大神的国家法律。这部通过的法律是什么?”溥仪回答:


这部法律规定凡被发现不崇拜神道教或者不尊重该神社的人将会受到不少于一年的惩罚。溥仪还控诉说:“满洲国”有少量——很多宗教。当然,日本人并不能一下将所有宗教都清除干净,但吉冈安直将军告诉我,他们会尽快压制其他宗教,只允许传播神道教。所有学生和士兵都被迫崇拜神道教,学校和部队里都建起了神坛。这当然应当被认为是一种宗教侵略。…


有一次,吉冈安直将军让一个日本人给我讲解日本宗教,这个日本人画了一棵树,然后告诉我树的主千是日本神道教,分支是其他宗教,比如佛教、基督教等。吉冈安直将军也告诉我,世界上所有人都由这个主干分出去的。



沈阳东郊有清朝开国者努尔哈赤和妻子叶赫那拉氏的陵墓,早在1651年就已建成,经过从顺治到乾隆历代皇帝的修建,形成了规模宏大、设施完备的古代帝王陵墓建筑群。溥仪两次视察沈阳,都想拜祭努尔哈赤的陵墓,却遭到吉冈的阻止。吉冈说溥仪是“满洲国”的皇帝,不是清朝的皇帝,因此不应该祭祀过去的清朝皇帝,并说这是梅津美治郎的命令。溥仪在8月19日和22日,溥仪两次作证是提到:“我在奉天巡视的时候。我祖先的坟墓就在奉天附近,所以我就提议去一下那里。吉冈安直告诉我,根据梅津美治郎将军给他的指示,并不允许去看墓——我不被允许看墓,因为“满洲国”的皇帝不被允许去他自己祖先的坟墓。”“梅津美治郎将军要求吉冈安直将军阻止我买供品——用来祭拜祖坟。”


第五,控诉日本人对他本人及家人的打击迫害


他谈到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溥仪姻亲凌升的悲惨遭遇。


凌升是兴安省省长,他的儿子和溥仪的妹妹已经订婚。溥仪说:


“在一次省长会上,凌升表达了对日本人的不满,会后他回到自己的省。不久,我听到他被关东军逮捕,经过所谓的‘审判’,他以反叛‘满洲国’和反日罪名而被逮捕,很快被枪决。他的侄子和某些家庭成员也被立即处决。”自此之后,所有中国人在任何会议上都不再发言。凌升的儿子和溥仪的妹妹的婚约也不得不解除。溥仪控诉说:“吉冈告诉我,因为凌升已被处决,我的妹妹不能嫁给凌升的儿子。”他对法庭说:“这只是我现在告诉你们的一个事例。还有许多这样的事例。”


第二件事使溥仪最感痛苦,即他的爱妃谭玉龄也遭到日本人的毒害。


溥仪曾有三位妻子。他17岁那年,还在紫禁城生活,宫廷的满清遗老为他张罗了一后一妃:“皇后”婉容和“妃子”文绣。但是溥仪和她们的关系始终不好。溥仪被赶出故宫到天津当寓公后,关系更趋恶劣。1931年,受新思想的影响,文绣勇敢地提出离婚,逃脱了樊笼,轰动一时。婉容的下场却非常悲惨,按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的说法:“自从她把文绣挤走了,我对她有了反感,很少和她说话。也不大留心她的事情。她是在一种非常奇特的心理下,一方面有正常的需要,一方面又不肯或者不能丢开皇后的尊号,理直气壮地建立合理的生活,于是就发生了私通行为,还染上了吸毒(鸦片)的嗜好。”


1935年婉容在吉林病故。


溥仪与婉容


溥仪的第三位妻子就是谭玉龄,谭玉龄也是满清贵族之后。


1937年,她成为溥仪“贵人”时才17岁。处于“儿皇帝”地位的溥仪,如历悬崖,既空虚又不安,很希望有知心人可以倾诉内心的苦闷。在这种情形下,谭玉龄给他很大的安慰。8月19日,溥仪在法庭上说过:“我的妻子——我已故的妻子——我们之间非常恩爱。她患病时23岁。她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中国人。她总是安慰我说,需要耐心等待时机,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复仇,在未来进行报仇。”


对此,日本人当然不能容忍,对谭玉龄必欲除之而后快。谭玉龄23岁时得了一场病,溥仪作证时说:


但是她竟然被日本人下毒然后害死了。谁毒死她的?就是吉冈安直将军!……最初她是由一个中国医生照顾的,但是之后吉冈安直将军安排了一个日本医生。日本医生照顾她之前,吉冈安直和她密谈了三个小时。她的病并不严重。但第二天,日本医生来照顾之后的第二天,她在一个日本医生的照顾下死了。她理应每个小时注射一次葡萄糖,但是自从日本医生到了之后,她只有在晚上注射过两次。吉冈安直将军整夜都待在我们的地方。整晚日本宪兵和护士都很忙,忙着向他传递消息。


溥仪这个名义上的“皇帝”,尚且毫无自由,东北广大老百姓的处境可想而知。这对日本人鼓吹在满洲建立“王道乐土”,真是最大的讽刺!


日本向东北大量移民


溥仪还揭发了日本人向中国东北大量移民,企图不花代价就把满洲变为日本新国土的阴谋。8月20日溥仪说:


在20年内,大约有600万日本人移居“满洲国”,导致“满洲国”本地人从自己的土地上被排挤出去。……表面上他们会用一定数量的钱财来购买土地,那些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了很久。之后他们被送往一些未经开发的土地。日本人则占有那些耕种过的土地。这就是日本侵略计划的证明。


溥仪同时指出,对于中国人,却又横加限制,不许自由旅行,甚至只能吃劣质米,如果发现中国人吃了优质米,就要受到惩罚。在日本人眼里,人分三等。溥仪说:


根本没有平等可言。日本人总是排第一位的,之后是朝鲜人,第三才是中国人。所有用于分配的配给制度充满了歧视。各部门日本副部长的工资待遇要比中国部长高出很多。


溥仪特别揭露了日本人在东北大肆销售鸦片和种植罂粟的罪行。8月20日,溥仪作证说:“成立了一个由日本人控制的统制局,所有相关货物都是垄断的,并通过这一机构进出。我应当说,在这些货物中最重要的是鸦片。”他回答季南检察长直询时揭露:


许多重要货物如棉花、布匹和食品都受严格垄断,而鸦片是主要的垄断货物之一。所有这些事项都受日本关东军的控制,并由“满洲国”总务厅颁布实施。站在日本人的角度来看,其目的——日本分销鸦片的目的在于摧毁中国人的士气并摧残中国人的身体健康,这样他们就没有机会抵抗日本人。……一方面,日本人说他们正在压制“满洲国”的鸦片。但另一方面,他们鼓励种植罂粟。此前罂粟种植主要局限于热河省和兴安西省的罂粟种植地区之后扩展到奉天、吉林以及四平省部分地区。他们通过销售鸦片获得的收入逐年递增,在银行的所谓特别账户下最新的数字是20亿。这20亿表示的是销售鸦片的净利润。鸦片种植许可证也在亚洲正式出售。通过这些事实我得出的结论是,日本在“满洲国”分销鸦片是为了毁掉中国人的士气并从中国人那里挣钱。


日方大量种植罂粟


尽管当时也有限制贩毒吸毒的法规,完全是装装门面。溥仪说:


吸食鸦片并不被认为是违反法律和法规的行为。这个体系本身就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试图压制鸦片的增长速度;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不认为吸食鸦片是违法的。这就是日本人进入“满洲国”之后所实施的政策。


日本这一卑劣手段贯穿在整个侵华战争中。



溥仪的证词中,还有很大篇幅揭露了日本在满洲大肆进行经济掠夺的罪行,将在本书第九章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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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观点来自于

《东京审判征战记》

【内容简介】

本书由现任上海交通大学教学委员会委员,兼任上海市欧美同学会、上海市留学人员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向隆万先生所著。向隆万是当年东京审判检察官向哲濬之子,他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第一手资料,梳理及讲述了东京审判期间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团队的经历和见闻。


【作者简介】

向隆万,现任上海交通大学教学委员会委员,兼任上海市欧美同学会上海市留学人员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向隆万先生为电影《东京审判》主角原型的后人——清华大学1917届校友、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之子。2010年主编《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出版;2011年任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曾获上海市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政府特殊津贴、全国语言文字先进工作者等荣誉。


《东京审判征战记》

作者:向隆万

ISBN:978731320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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