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中国移民妇女的自白

娇薇

最近,中国女性的故事在西方特别受欢迎。对西方读者来说,大概他/她们从中得到了满足,也许是来自中国妇女逃离惯于压迫的中国社会,进入西方获得彻底解放的描述吧。但作为一名侨居海外的中国女子,我想通过转述其他与我一样流散的中国女性的故事,对那种将西方视为女性解放圣地的观念提出质疑,这些人所描述的,其实是她们在西方为争取解放而不断进行的毫无头绪的、矛盾重重的斗争。



Part

1

   跨越国界:

两位步入中年的中国妇女


张明和克里斯汀·朱都刚刚步入中年,她们回顾了最近离开故土,移民到美国的经历,试图从中找到可以帮助她们规划未来的意义。她们都是自愿或者不自愿地加入到最近兴起的中国人流散热潮的。


1882年的《中国移民禁止法案》(Chinese Excusion Act)通过后的几十年间,中国南方的村民依靠女儿与华侨联姻的办法,为全家最终移民创造了一个合法的渠道。


1965年移民法允许家庭团聚后,加剧了这一进程。许多中国男性移民在美国的唐人街找不到婚配对象,纷纷加入到广东各乡村组织的邮购新娘的计划中来,当地的媒人把有意愿的姑娘们的照片寄给唐人街的单身汉们。


因为海外华人在当地村民眼中是金龟婿,所以他们可以挑选最漂亮的姑娘。唐人街的中年厨师和工人与他们十几岁的美丽新娘之间普遍存在着较大的年龄悬殊。


据唐人街的社会工作者反映,年轻的新娘在美国生活几年以后,年龄、教育及个人追求上的差异常常产生严重的婚姻问题,而且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依靠学生签证来到美国,取得了在追求绿卡的连锁链中充当了第一环的另类角色。她们通常被迫保持母国社会的传统,充当全家移民及在西方永久定居地工具。


明在北京读研究生的时候认识她的丈夫的。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他的丈夫当上了一家公司的经理,开始向周围的人发号施令。于是他们就开始吵架,他们的兴趣不同,追求的生活方式也不一样。


他让她来到美国中南部的一所大学攻读计算机科学,因为他希望追随她而入美国籍。到美国一年后,他就开始打她,而且不让她完成博士课程。


克里斯汀出生在广东省珠三角一带,那儿的人们有祖祖辈辈举家迁徙美国的传统。后来她全家去了香港,她在一个工人家庭的环境中长大。从一所基督教高中(克里斯汀这个名字就是那里的老师给取的)毕业后,她决定先工作几年,再安顿下来。


“但我妈妈不这么想,她想让我马上就嫁人。她希望靠出嫁的女儿移居到美国去。对那里的女人们来说,这是一种很坏的风俗。她们自己没有受过教育,也认为女儿不应该受教育,应该远嫁美国,这样家人或亲戚也能到美国去。大多数的母亲都会找一个媒人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旧金山唐人街这些地方的美国男人。如果他们再美国找不到结婚对象,就回去找一个邮寄新娘,这样就不会因为单身而断绝家族的香火了。”



Part

2

陌生的国度

家庭暴力与孤立无援



让人觉得讽刺的是:她们虽然来到了一个自由的国度,作为妻子,两人都在不同方面遭受了意想不到的、更为严重的家庭暴力和社会孤立。


克里斯汀的婆婆一家资助他们夫妻来到美国后,夫妻二人住进了婆家在旧金山唐人街买的一栋公寓里。来美国后,她丈夫开始为他们在教育背景上的悬殊而感到惴惴不安:他高中没毕业就当了厨师;而她则在香港念完了高中,曾在当地的一家西方公司工作。


为了保住他自己的颜面,他产生了极度的不安全感,他将妻子限制在公寓里,而且殴打她。


“在他看来,女人应该待在家里。他像她母亲一样非常守旧,他们认为女人的天职是顾家,而不是工作;女人应该侍奉公公和婆婆,丈夫和孩子。也就是说女人在家里就像下人一样,完全没有地位。刚来的时候,我没有朋友,没有亲人。公公婆婆让我干什么我就得干什么,又有谁能帮到我呢?我和他们住在同一幢大楼里,却要在另一套公寓里给婆家的人做饭。我丈夫和他父母接触频繁,一切听母亲的指使,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我就像个奴隶,但又无可奈何。”


克里斯汀描述了自己远嫁美国期间所遭受的比在香港未出嫁时更严重的压迫。她的丈夫及其家人把她当下人及奴隶一样来对待,她的婆婆被描述为幕后的指使者,而她的丈夫,是一个焦虑而软弱的男人。移民给这位已婚妇女带来的是更深的孤独感。


自从明的丈夫被一家中国公司派往洛杉矶仁商务代理后,她也有过一段相似的遭受暴力及孤立的经历。


“我赶去洛杉矶帮他熟悉那里的环境。见到他我并不兴奋。我们几乎没有联系,在过去的两年里,他一直都很忙,只给我来过两封信,偶尔打过几次电话。在洛杉矶他经常打我,4年前就开始了......以前他习惯打我的脸,现在他有了抢。成为美国公民后,他买了一支枪......他像让我待在洛杉矶帮他的忙,因为他英语很烂,靠他自己根本不行,他还要我拿绿卡,这样他就理所当然也会拿到。他替他的女朋友申请了洛杉矶的一所大学,但他却这么虐待我。”


对明和克里斯汀而言,移民为她们的丈夫更严重地虐待她们创造了便利。因为远离亲人和朋友,丈夫一旦在美国获得比她们更大的权力,家庭生活就变得更加难以忍受。克里斯汀丈夫的权力不断强化,是因为其母对他们婚姻的干涉,而明的丈夫则是因为得到了一支枪,这在他看来,是男子气概在美国的象征。



Part

3

移民后的离婚



来到陌生的国度,远离故土,孤立无援,两位女子不久就沦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但她们渐渐开始反抗,直到最后决定脱离她们的婚姻现状。


埃尔斯拜斯·普洛宾用“场所”(locale)这个词来说明地点和事件之间存在的矛盾。家,作为一个场所,同时容纳了婚姻的现状和个人主观上对理想家园的渴望。在家里,女人们常常能享受到家庭生活的乐趣,但矛盾的是,这又无意识地在日常行为上再生了父权制规则。


对于女人来说,移民后的中国家庭就是她们的家,在这里,个人的主观愿望受父权力量压制。移民之后,当一个家庭发现它脱离了广阔的母国社会,而又被东道国所孤立时,它对媳妇及妻子在观念上及家庭内部的控制就加强了。


令人讽刺的是,与母国社会的这种分离,也刺激了个人主观上对自由的渴望,因为母国社会的那些老规矩在现在的家庭之外就不管用了。


明谈起她离婚的经过:


“我丈夫打我的第二天,有位朋友来我家拜访。他看到了我的瘀伤后,问我丈夫怎么回事。我丈夫说我在浴室摔了一跤,但很明显他并不相信他的话。几天后,他趁我丈夫不在家的时候打电话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当时需要有人听我倾诉,于是就告诉了他真相。他就告诉我在美国,妇女受法律保护,他建议我找个律师来帮我。”


对于克里斯汀来说,她是两个小男孩的母亲,离开丈夫就更痛苦了,所以拖了很久。让人觉得讽刺的是,她丈夫常常通过逼迫她离开他们的家,而让她就范,直到最后她永远地离开了这个家。



“他总是随心所欲地对待我。如果我不服从,他就会把我踢出公寓,叫我再也不要回来。他踢我,扇我耳光,来显示他是一个男子汉,他能控制我,等等。”


克里斯汀和丈夫靠她的积蓄和她丈夫父亲的资助在附近的一座城市买了一栋房子,作为她娘家最后到美国生活的一项投资。怕她补贴娘家太多,她丈夫决定卖掉那栋房子。她不同意,他就威胁要和她离婚。


尽管她与外界接触不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克里斯汀还是了解到美国社会的一些思想,获得了反抗丈夫的精神力量。因为两个儿子上小学的缘故,她探访了唐人街里更广阔的天地,发现了一家提供婚姻咨询服务的教堂。


“我设法说服丈夫去那儿咨询。自那以后,他有些改变,允许我去工作。我在社会服务中心找到了一份工作。我还说服了他妈妈(让我工作),因为我知道他凡事都听她的。但是这样一来,他又觉得没有安全感了。他是斯特拉福德酒店的一个厨师,那是一份很好的工作,待遇高、福利好。但他还是找不到安全感,要我放弃工作。”


克里斯汀的丈夫怀疑她把工作挣的钱寄给了娘家,不再每个月给她零花钱,还把每一项家庭开支都一一列出来。他不让她见那些她在儿子学校所交的朋友。他以离婚威胁她。“经过长达一年的咨询后,他改变了一点点,但我们之间的鸿沟还是很大......他不再打我,但因为悬殊太大,我们还是无法继续在一起。我想去上学,继续深造,而他说‘不可能’!”


克里斯汀更加努力地去维持她的婚姻。她用自己的积蓄帮丈夫开了一家书店,每天晚上及周末去帮忙打理。一个月后,她无意中听到婆婆和丈夫的对话:“现在你老婆在书店里工作了,她会掌管书店的。女人应该待在家里。要是你控制不了书店,她就会瞧不起你的。”不久她丈夫要她辞去工作,而且准备卖掉书店。


“我觉得自己是他事业上的得力助手,但他并不喜欢这样。他老是那么愚蠢,任凭他妈妈摆布......所以每次都一样:以前我们买了一栋房子,他要把它卖掉;现在我们有了一个书店,他要关门大吉。我想:一切都到此为止吧,我再也受不了啦。我已经给足了他机会,但我自己又得到了些什么呢?我决定和他离婚。在离婚问题上,美国人和中国人不一样。作为一个华人妇女,做出这种决定是很艰难的。我觉得自己付出了太多,而得到的却只有痛苦,看不到自己的未来。”


那时克里斯汀已经交了一些美国女性朋友,包括她以前的导师。她们帮助她唤起对女性权利的意识,支持她离婚的决定。


“他根本料想不到。首先,我去找了律师,说了一下我的想法。我告诉他我将在某一天离家,让他第二天早上把离婚文件交给我丈夫。我提前租了一个公寓,什么都没拿,就带着孩子走了。幸好有朋友给我精神上的支持,还送了我一些旧家具,我可以生活下去。经济上,我也独立了。”


明和克里斯汀决定离开丈夫后发现她们和丈夫讨价还价时处于更强势的地位,她们也从丈夫被迫采取前所未有的和解姿态中尝到了苦涩的满足。


虽然明现在接受了每个人都有权利取追求婚姻幸福这种美国观念,但她认为离婚的举动,不应该被视为对中国文化的否定,而应该看作是她重新缔结和中国传统之间联系的方式,以此引发文化批判甚至是打破禁忌。


“1989年以前,我想返回中国,因为父母和朋友都在北京......如果在我拿到学位后,状况有所改变的话,我可能会回去。”所以,尽管她婚姻生活不幸福,而且是在美国受教育,明还是觉得自己的身份离不开中国传统,他的根在中国。


相反,克里斯汀在整个离婚的过程中,对中国家庭的价值观极度批判,但又无法把自己从中完全解放出来。克里斯汀觉得,经过漫长的挣扎后,借助美国社会事业机构的帮助,与丈夫离婚重获了自由。


她戴着轻蔑及解脱,笑着说:“他可以看望孩子......最后他承认自己错了,想让我再次成为他的人生伴侣。我说‘不需要了’。现在我觉得很快乐,再也不用过以前的那种日子了。”


克里斯汀的大儿子在上大学,小儿子不久也将进入大学。她的朋友大部分是美国白人职业妇女。她也开始约会了。



“我再也不喜欢中国男人了,可能是因为我和丈夫在一起的经历。我觉得中国男人太大男子主义了,老认为自己高人一等。他们看不起你,压迫你,我讨厌这样。所以我现在不想和他们交往。有时候我发现和高加索人更容易相处。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可能,是我,已经西化了吧。”


克里斯汀担心她的广东口音会阻碍她和白人男性建立长久的关系。另外,作为一家公司的总裁助理,人们一直提醒她:要想得到提升,就必须去掉她的家乡口音。为了给自己创造更多的机会,她正在进修演讲课程,这样她的英语听起来就会更像地道的美国人了。


克里斯汀仍然对中国和美国文化怀有很矛盾的情感。她承认美国社会歧视亚洲人,自己无意识地为中国文化辩护。尽管她对中国男人感到失望,但她自豪地说,两个儿子都很棒,因为他们有“中国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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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资料来自

《女性书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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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通过自传、小说、历史分析、实验性文章,以及评论性文字等,为我们反思性别政治、种族历史以及写作文化中的道德两难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全书共分四部分十二章:第一部分包括短篇小说、实验话剧和个人日记,作者以亲身经历表达了女性人类学者在事业、家庭与亲情之间的艰难抉择。第二部分是对人类学经典作品和对知名学者的重读与全新发现,这里既有《菊与刀》的作者露丝·本尼迪克特对多元文化的倡导,又有对《紫颜色》的作者艾丽丝·沃克的书写政治的研究。第三部分主要是对被边缘化了的另类文化的发掘与书写。第四部分收录了流散中的中国女性的故事,她们痛苦地挣扎于家庭与异国文化之间,最终依靠个人觉醒与奋斗赢得各自的幸福与自由。在多元文化视野下,本书既是对男权中心文化的一次清理和批判,又是对女性文化的一种彰显。


本书是从事女性文化研究的学者不可多得的参考用书,也适合一切关注女性问题和边缘群体的广大读者阅读。


作者简介

露丝·贝哈,密歇根大学人类学教授,著有《转变的女人:国境线外艾斯泼朗扎的故事》;德博拉·A·戈登,维奇塔大学妇女研究中心教授,著有《一个麻烦的边界:女性主义与人类学的文学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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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书写文化》

作者 露丝·贝哈

德博拉·A·戈登

定价:58.00元

ISBN 978-7-313-19498-5/I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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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sjtu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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